★ 第四章 ★（1 / 2）
王家在村裡原本是有一處高台階、闊門樓的大宅院的，占地約四五畝，裡外三進大小總共二十幾個房間。他祖上原是京城的名醫，有自家的藥庫。清末民初，先人過世後，家門的醫名在京城不那麼顯赫了，於是滿門搬離京城，回到原籍，蓋起了那大宅院。他祖父此後沒再入過北京，隻居住在縣城裡行醫。祖父一死，父輩人鬧分家。他父親決心遵從祖父的遺囑做那老宅的守護人和家門醫名的繼承人，而叔伯們都家家巴望著離開村裡。結果自然是各遂所願，錢財細軟十之八九被叔伯各家所分，老宅和少許古物件歸在了他一家名下。軍閥內戰的年頭，他家在縣城裡的醫堂不止一次遭到兵痞的騷擾和搶掠，名貴藥材被洗劫一空，女眷們還受到過調戲與淩辱。他父親一氣之下，關了醫堂，乾脆回到村裡做起了宅公，那自然是坐吃山空。華北淪陷後，日軍占領了縣城，原野上到處築起了炮樓。縣城裡的、炮樓裡的日軍經常率領偽軍竄到各個農村燒殺奸掠，而他有個小他一歲的漂亮的妹妹，遂成最使父母擔驚受怕的「心病」。每次一聽說日偽軍又要來了，往哪兒藏也還是個提心吊膽。父母年紀已大，總那麼樣非長久之事，於是他父親決定托一位老友的兒子將女兒帶去香港。他二伯一家那時已定居香港，經營一家衣布店，生意還算可以。按他父親的安排，是要將妹妹寄養在二伯家，並由二伯做主，在香港尋得佳婿代嫁了，以早日了卻一樁心事。孰料那老友的兒子與他的妹妹一並失蹤，多方打聽仍無下落，生死不明。他父親那一急非同小可，病倒在床。那時他在日本，收到家信趕回村裡，父親已逝。王家對村人們一向仁慈，診病給藥每分文不收。村人們對他王家人也一向尊敬，齊心協力幫他母親將他父親埋葬了。他雖沒見到父親最後一麵，卻陪伴著母親度過了她人生最後的一段日子。他見到的也是臥床難起的母親。在那一段日子裡，老鬼子池田的一團人對這一帶進行掃盪，將他的家占領為團部。一邊是病倒在床奄奄一息命脈如絲的母親，一邊是窮凶極惡的鬼子，使他咀嚼到了種種屈辱滋味。鬼子軍官還當著他母親的麵接連扇他的耳光，但即使在那一種情況之下，他口中也沒說出過半句日本話，更沒企圖利用過自己是東京大學日本文化史博士的另種身份自保一下。日軍撤走當天他母親就咽氣了。老夫人分明強努一口氣活著，為的是能帶著一種安心而死——起碼知道日本人走之後兒子還有生命。
當然也是鄉親們幫他埋葬了他母親。
而那時的王家宅院，已多次遭過轟炸，處處殘垣斷壁，梁倒簷折，幾成廢墟了。他收拾出了一間角屋，孤單單地住了下去。
他是可以遠走高飛，避開戰亂，去往一處較為安全的地方重新料理人生的。盤纏他是不會缺的。不管在任何地方，包括國外，即使幾年內沒有收入，衣食住行也不至於成為問題。
但他選擇了留下。
他覺得自己絕不能一走了之。
他要報答鄉親們幫他埋葬父母的恩德。雖然他從沒對任何一個鄉親這麼說過，心裡卻真的是這麼想的。而那報答的大願望，在當年，除了是與鄉親們共歷苦難，再也就隻能是給鄉親們治病和教他們的孩子識字了。
韓成貴來到王家的地點，踏在王文琪住的那一間角屋外牆的瓦礫堆上，從窗紙破損的後窗向內窺望，所見卻是王文琪的背影，雙膝跪地，顯然在對著什麼禱告。
韓成貴沒看分明，這反倒使他非要看分明不可了。他躡足地下了磚瓦堆，繞到門口，閃在門一側再看。這一次看分明了——王文琪麵前擺一隻小凳，凳上放著有底座的十字架，十字架上還「懸」著一人物，除了月要部有布狀紋遮羞而外，幾乎是裸體的外國男人的偶像。而他雙手也持一十字架，口中念念有詞。
韓成貴不知小凳上放的是耶穌受難像。沒見過。
他在門外乾咳了一聲。
王文琪立刻站起，同時拿起耶穌受難像打算往什麼地方藏。正旋轉著身子不知藏哪兒是好，韓成貴已一步跨入了屋裡。
王文琪將拿在雙手的大小兩個十字架往身後一背，極為不快地瞪著韓成貴，那副表情的意思是——你這人怎麼這樣？你怎麼可以偷偷跟蹤我，監視我？！
韓成貴笑道：你不就是一心急著回來拜神祇嘛！這你可以明說呀。你偏不明說，那我能不奇怪？我奇怪了，能不跟著你來看個究竟？你剛才拜的是何方神聖？
王文琪聽出他的語氣老大不以為然，矜持地說：我知道你是個沒有宗教情懷的人，跟你說了，還不更使你取笑？我不拜了，你也別再多問了行不？
韓成貴說那不行。羅隊長不是當著我們幾個人的麵跟你說過了嗎？你已經是我們的人了，而且是我們的人中立了大功的人。你信哪路神祇，這情況我是必須掌握的。
王文琪問：真的？
韓成貴嚴肅地說：當然！
於是王文琪很不情願地將耶穌受難像又擺放在小凳上。
韓成貴要拿起細看，王文琪一伸手臂阻攔道：「你不能動他。」
韓成貴問為什麼。
王文琪說你不是他的信徒，你拿起他橫看豎看的，對他是不敬。
韓成貴疑惑全釋，覺得王文琪實在好笑，也覺得自己實在好笑。忍住笑，故作莊嚴地問：你信的什麼教？拜得還怪虔誠的哩！
王文琪說那是耶穌，基督是他的信仰。
韓成貴是聽說過耶穌的，但從沒見過耶穌像。當年縣裡有一座基督教堂，還有一位英籍教士，信眾漸多，約二三百人。日軍占領縣城後，將教堂征用為軍火庫了，還逮捕了教士和幾名信徒，從此沒人家裡膽敢再有耶穌像，更沒人膽敢佩帶十字架。而王文琪說罷，將耶穌像和十字架用布包好，放入一小匣子，掀開地上一塊方磚，再將小匣子放入磚下的坑裡。韓成貴微微皺眉，默默看著他那麼做。等王文琪直起月要，他嚴肅地又問：「你竟然信基督教？」
王文琪點點頭。
韓成貴說：文琪，佛教儒教道教，你信哪一教派不好？為什麼偏偏信洋教？
王文琪說：洋教也是教啊，有什麼區別呢？
韓成貴說明明有區別的，你還裝糊塗反問我！你是中國人，中國有幾種教還不夠你信的？放著咱們中國的教不信，偏信洋教，你怎麼想的啊你？！
他的話中此時便有了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的意味。
王文琪說我沒有什麼不好的想法。我爺爺奶奶早年間不知怎麼成了基督徒，我父母也隨著成了基督徒，我們家族中大部分人都成了基督徒，我自己也成了基督徒一點兒都不奇怪啊！再說，佛教也不是咱們中國的宗教啊，是從印度傳入中國的。而儒家不是嚴格的宗教，是思想學派。道教雖然是個教派，可太神秘了呀，不符合我的心性啊。總之宗教信仰是這麼一回事，誰如果信了，別人就不可以對他說三道四的了。
他最後幾句話把韓成貴造了個大紅臉。
韓成貴說好好好，你愛信就信吧。但千萬要小心防備，別叫鬼子哪天又來村裡騷擾時發現了！你知道鬼子為什麼逮捕了那教士和幾名信徒？懷疑他們是英美聯軍的情報員！若被鬼子發現，肯定也會懷疑你啊！
王文琪說你表示這份兒好意我才高興。在河邊聽你說咱們的人沒傷亡，我內心特別激動，所以急著回來禱告一番。
韓成貴說咱們的人沒傷亡，是由於你匯報的情報準，我看與你的耶穌沒什麼關係，又不是他保佑著才沒傷亡的。
王文琪說很可能正是因為有耶穌保佑著！鬼子一開始掃盪，我每天替咱們的人祈禱好幾次！
他說罷笑了，顯然連自己也不相信自己的話。笑罷又說，有時候禱告禱告，心情會好受不少。
韓成貴被他的話感動了。由於感動，似乎也理解他偏信洋教的原委、緣由了，不由得輕輕擁抱住了王文琪。王文琪呢，則一動不動任他輕輕擁抱著，良久嘆道：「唉，咱們多災多難的國啊！」
第二天上午，十幾名鬼子駕駛摩托駛入村中。其中一輛帶鬥的摩托車鬥裡坐著藤野。對於村人們，除了藤野，其他鬼子全都陌生，看去個個是縣城裡的鬼子。那些鬼子，此次卻沒凶神惡煞般地對待鄉親們。甚至也可以說，竟沒騷擾鄉親們，隻不過威逼一名鄉親將他們帶到了王家破敗的宅院前。王文琪正在院中的空場地指揮孩子們唱《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村裡就十三四個男孩女孩而已，從七八歲到十五六歲不等，都是王文琪的學生。他不但教他們識字，也給他們講中國歷史及歷史人物的故事。自然，還教他們唱歌和做操。有個孩子聽覺好，在他和別的孩子都沒聽到摩托駛來的聲音時，那孩子已聽到了，趕緊大聲告訴了他。他剛垂下指揮著的雙臂，孩子們的歌聲剛一停止，摩托已停在院門外了。他還沒來得及讓孩子們四散開躲藏起來，藤野已率領鬼子們進了院子。孩子們都是見過鬼子的，也自然，每次見了鬼子沒有不害怕的。這一次孩子們見到鬼子的情況與以往任何一次都不同。以往有父母在他們身邊，並且差不多總是被全村大人們掩護在背後。而這一次除了他們的老師王文琪，沒有第二個大人和他們在一起。猛然地看到一隊鬼子出現在眼前，有一個還牽著大狼狗，他們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加害怕了，紛紛本能地聚到了老師身旁。年齡稍大點兒的，也本能地將年齡小的掩護在背後。
王文琪萬萬沒有料到藤野會率領一隊非是炮樓裡的鬼子兵出現在自己住的地方。他立刻就猜測到了，那肯定是些縣城裡的鬼子兵無疑，也立刻就明白，鬼子們肯定是沖著他來的，頓時心裡七上八下，一顆心突突亂跳，因不知鬼子們會將自己怎麼樣而萬分緊張。見藤野臉上尚無凶相，才稍稍鎮定了一點兒。鎮定也鎮定不到哪兒去。唯恐孩子們萬一受到傷害，自己根本無法予以保護。
藤野的皮靴照例烏黑鋥亮，手套照例雪白。
他瞪著王文琪問：「王，你的，在乾什麼？」
王文琪說在教學生們唱歌。
藤野掃視著孩子們，又問王文琪在教唱什麼歌。以上兩句，都是用中國話問的。並且看得出來，他是在盡可能地將中國話說得像一個中國人在說。不僅如此，還要盡量說得像一個普通的中國人在說。這一點不但王文琪看出來了，連孩子們也看出來了。孩子們看出來了這一點，恐懼心理稍微減輕。起初每一個孩子都在渾身發抖，有一個男孩兒已尿濕了褲子。
藤野是會說不少句中國話的。他的長官池田大佐老奸巨猾。按照老鬼子池田的要求，他這一級軍曹們在進駐炮樓前接受過初級「支那語」培訓。他們的教官灌輸給他們的思想是——「中國」其實已不存在，隻不過是無法統一、一盤散沙的「支那區」混戰戰場。既然如此，日軍在這一地區的一切軍事占領，也就不是侵略，而是為了這一地區的「長治久安」「共榮整合」。那麼，完成「整合」之前，中國話就不配叫中國話。也不配叫「漢語」「華語」。因為「漢朝」是這一地區的一個古代概念，「中華」是一個分崩離析的當代現實。所以隻配叫「支那區」「支那人」「支那語」。藤野的受訓成績挺不錯，結束時獲得了優秀證書，是他的軍靴踏上中國的國土後受到的唯一一次表彰，被他自己視為第一份軍人榮譽。然而，那畢竟不是戰鬥榮譽，故他自己又很清楚，是不足以在軍中炫耀的。他一心想要抓住機遇，參與大戰役，多立戰功，迅速地由低級軍官而升為高級軍官。卻一直沒逢上什麼參與大戰役的機遇，任務僅僅是駐守一座炮樓。這令他特失意，也特鬱悶。
來到韓王村搶糧那天，他覺得在王文琪這一個「支那人」的麵前多少有點兒羞愧。一個「支那人」竟會將日本語說得那麼好聽，說出了一種低吟輕唱般的音樂美感，而自己們身為大日本皇軍的成員，說出的日本話卻像狼嚎狗吠！並且似乎個個都已根本不會像在國內那麼以正常語調說本國話了。這不是挺丟大日本帝國的臉嗎？所以他今天也要盡量將「支那語」說得好聽一點兒。對於那廝，語調正常地說也就等於說得好聽了。那是很難為自己的事，但他確實在盡量那樣了。
日本人的「支那語」培訓教官當初對他們進行培訓時，是以兩種截然不同的語調來教他們的。一種是凶橫威暴的語調，如說「渾蛋」「你的，狡猾狡猾的」或「你的，死啦死啦的」那種時候；另一種是團結的友善的語調，如說「很好」「你的，皇軍的朋友的是」或「皇軍大大地喜歡你」那種時候。按照老鬼子池田的想法，是希望部下以前一種語調說「支那語」的時候越來越少，以後一種語調說的時候越來越多。因為那將意味著，占領者不但占領了別國的領土，而且成功占領了別國的人心。將「支那地區」最終變成「日語地區」，前提是要用「支那語」打開「支那人」視皇軍為敵人的心鎖。這是老鬼子的理想主義侵略步驟。實際上當然恰恰相反，受過「支那語」培訓的藤野們，以後一種語調說「支那語」的時候越來越少，即使對皇協軍就是偽軍們，以前一種凶橫威暴的語調說的時候也越來越多了。這是因為他們對偽軍們惱怒起來的時候越發地多了。漸漸地，連藤野這樣獲得過「支那語」受訓優秀證書的鬼子，起初那點兒「優秀」的老本兒也所剩無幾了。他們動輒吼叫著說的，是一種「日語」與「支那語」相結合的話語，如「八格牙路，你的，死的不怕？！」
王文琪從藤野說話的表情、語調，立刻就將他那時刻的心理分析得八九不離十了。雖然還猜不到他率領十幾名鬼子前來的目的，但估計不是凶殘的目的，於是一顆七上八下的心完全鎮定了下來。他用日語告訴藤野，這些孩子們就是他的學生，他剛才在教他們唱中國古代一位偉大詩人的詩詞，他在日本東京大學求學時，協助自己老師的老師的老師用日語翻譯過那位叫李白的中國古代偉大詩人的詩詞。而那一部詩集在日本甫一問世，不久便成了日本上流社會人士爭相閱讀和保存的詩集。藤野出身於日本草根階級，家族中幾代先人都是貧窮的農民，直到父親那一代才奮鬥成了日本小城裡的底層人家。故他自幼懷有深深的出身卑微的沮喪，對日本上流社會也懷有又嫉妒又敬畏的復雜心理。那日在炮樓裡的近距離接觸和日語交談，使王文琪從心理上了解了他這一名日軍軍曹。
藤野幾乎是彬彬有禮地請王文琪讓孩子們唱一首聽聽。王文琪又看出來了，藤野彬彬有禮的假麵背後是狡詐，對方並不怎麼相信自己的話。也許對方也在猜，說不定他剛才正在教孩子們唱抗日的歌。如果孩子們不會唱什麼李白的歌，那就有了翻臉的理由。大出藤野所料的是，王文琪比他更加彬彬有禮地問，尊敬的太君，您是想聽我的學生們用我們中國話唱呢，還是用日本話唱呢。
藤野聽王文琪說前半句話時，頓時將臉一板。中國人口中說出「我們中國話」五個字，他認為是足以使他抓住了隨之大翻其臉的理由。你認為你這個「支那人」替我駐紮的炮樓改過煙道，替我這名大日本皇軍的軍官按摩過肩腿，還幫我們燉過一鍋小豬肉，告訴過我們做高粱米飯放鹼才好吃、才胃不泛酸水比較容易消化，你就可以自認為你不是「支那人」而是「中國人」，你們「支那人」的話不是「支那語」而是什麼「中國話」了嗎？你頭腦之中有著如此頑固的中國意識，你簡直就該「死啦死啦」的！但聽完了王文琪的後半句話，臉上板起來的肌肉一下子鬆弛了。
「你的，教他們，日語的唱歌？」——藤野有點兒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似的。
王文琪說是啊太君，我們中國古代偉大詩人的詩詞，用日本話唱那也非常好聽啊！
藤野微微眯起雙眼注視他片刻，又問你為什麼用日語教你的學生們唱。
王文琪特真誠地說，我在日本一流高等學府求學八九年，我關於日本這個國家歷史的、地理的、文化的、民俗的知識，全都是我的老師們用日語傳授給我的啊！日語是我的第二語言啊，我對日語的感情像我對國語的感情一樣深啊！他鎮定著並且審時度勢著，謹慎著，這一次不再說「我們中國話」而說「國語」。
藤野臉上的肌肉不但鬆弛，而且重又呈現出彬彬有禮的表情了。他請王文琪快讓孩子們唱來聽。
近日，王文琪確確實實是用日語教他的學生們唱過中國古代詩詞歌的，甚至還用日語教他們唱會了幾首日本民歌。否則，他又怎敢那麼問藤野呢？他用日語教孩子們唱歌這一件事，遭到過全村包括韓大娘在內的所有人的反對。韓大娘說：文琪啊，你不但往炮樓裡給日偽軍送好吃的，這麼樣那麼樣地討好他們，巴結他們，還要教咱們的孩子用日本話唱歌，甚至還要教咱們的孩子用日本話唱日本歌，你是想要把咱們韓王村變成一個親日村啊？王文琪說對啊大娘，我正是這麼想的啊。當然不是真的親他們，他們是禽獸兵，對咱們中國犯下了滔天罪行。但當前呢，他們強勢，咱們弱勢，裝出親他們的樣子，可以起到麻痹他們的作用，對於保存自己是一種好策略。如果咱們的孩子會用日本話唱日本歌了，在特殊的情況之下一唱，或許就會使咱們的孩子逃過刀砍槍殺之難的。為了進一步說服大家，他還給大家講越王滅吳的中國歷史事件。也講「四麵楚歌」的典故。盡管鄉親們理解了他的動機是良好的，但感情上仍那麼難以接受。韓成貴就親自去找了一次羅隊長，將他的想法向羅隊長匯報了。羅隊長聽後，沉吟良久，表示自己也做不了主。羅隊長說，凡是咱們也同意了的事，王文琪那麼做了，就不僅是他一個人所做的事了，而是代表著全村鄉親們的一種做法了，也是代表著我們這些中國共產黨黨員和抗日的堅定分子的做法了。他前邊的做法，是在身陷虎穴的情況之下做的。已經那麼做了，情有可諒，我們應予理解。他後來主動往炮樓裡送東西，是咱們同意了的，那就實際上是代表著咱們的做法了。不管到了什麼時候，麵對什麼樣的人物不解的質問和指責，咱們都得如實承認，也都得把指責替他擔過來。但他現在要做的，老實說，究竟是對是錯，對幾分、錯幾分，對能壓過錯去，還是錯必定壓過了對，老實說，連我也難下結論了。告訴他先不要用日本話教孩子們唱歌，咱們明明做不了主的事不能瞎做主，得請示請示上級。羅隊長遂請示了上級中共地委。地委也做不了主，又往省委請示。一級一級逐級請示，說明哪一級都認為王文琪的想法並不是毫無道理，也說明哪一級都挺重視。不久，不知省委哪一位領導反饋回來一項指示，大意是說既然王文琪這個人是可靠的，那麼他的出發點當然是良好的。而既然出發點是良好的，又何必非要堅決反對？指示還認為，在韓王村所在的地區，即使有二三個表麵上看起來像是親日的村子也不要緊，沒什麼可怕的。隻要內心裡有愛國情懷，有對日寇的仇恨，有堅決抗戰到底的心誌，表麵怎麼樣隻不過是表麵嘛。抗日鬥爭日益殘酷，在離一座被日軍占領的縣城近的地方，在炮樓林立的地方，幾乎可以說是在敵人的眼皮子底下的地方，如果有那麼兩三個村子被敵人認為是親日村，而實際上又是愛國村的村子，對我們也是有利的。比如有利於掩護我們的情報聯絡員，有利於我們的傷病員能在距縣城近的地方療傷養病。甚至也有可能使敵人產生幻想，以為這一地區的中國人已經被徹底征服了，抗日意誌已經被徹底瓦解了。果而如此，我們的抗日力量不是正可以在敵人的眼皮子底下悄然凝聚和壯大嗎？
上級畢竟是上級，站得高，看得遠。有了上級高瞻遠矚的指示，大人們便一一打消了可能被疑為漢奸的顧慮。大人們思想通了，認識統一了，孩子們的思想卻一時難通，王文琪這位鄉村孩子王，又做了大量耐心的思想工作，孩子們才也終於與他統一了認識。統一認識歸統一認識，平日裡他所教唱的當然還是以抗戰歌曲為主。至於日語歌曲，孩子們也不過就學會了唱幾首而已。本就是出於自我保全之目的，王文琪適可而止。
這會兒，在藤野的「要求」下，王文琪命孩子們站成兩排，指揮著用日語唱了一首李白的《靜夜思》。而藤野和鬼子們站在孩子們對麵，看著，聽著，皆不動聲色。
孩子們唱罷，藤野微閉雙眼未做反應。
王文琪賠著小心問：「太君，您還想聽嗎？」
藤野點頭。
於是王文琪又指揮孩子們唱起《兵車行》來。先用我們中國話唱，之後用日語唱。比之於李白的《靜夜思》，杜甫的《兵車行》字數長出十餘倍，那區別簡直可以說是小品文與中篇小說之區別。而且杜甫的《兵車行》氣勢恢宏，場麵廣闊，意境雄壯慘烈，具有史詩性，不論是一個人還是一些人，也不論是大人還是孩子，隻要明白所唱的內容，想毫無感情地唱都是不可能的。孩子們當然是明白內容的，因為王文琪教唱時講過的啊。既明白，又自然而然地聯想到鬼子對中國的野蠻侵略給家園造成的破壞，給自己和親人們造成的苦難，亦悲亦憤，唱得便情緒飽滿。將中國的古典詩詞當作歌用日語唱起來，非是一件簡單之事，那得先將詩詞用日語精彩地進行翻譯。意譯不行，那唱起來不好聽。須翻譯得合轍押韻，恰到好處地斷出旋律感。而且，原詩又不曾被譜過曲，得王文琪自己來譜。翻譯成日語，對王文琪不是太難的事。在文學語言的中譯日或日譯中方麵，他具有堪稱一流的水平。他是才子型的人，文藝愛好廣泛，不但自幼喜歡過繪畫、書法，也尤喜歡寫作詩詞駢賦。在日本，他也確實曾以善於俳句而受到老師的青睞。至於譜曲，對他更是興趣頗大之事。起初他將《兵車行》譯成日文，並譜曲之時，不過是當成一件屈辱而又應該做的事來做的。譯和譜的過程中，自我要求越來越高，反復地改，反復地教唱，一邊教唱還一邊改，結果就逐漸地當成一次創作來進行了，當成是作品來完成了。可以這麼說，當年他用日語譯成譜就的那一首《兵車行》歌曲，若今日在北京的音樂堂排練了公演，有一二百男女歌者分了聲部來幾重唱，並有交響樂團伴奏，再打出巨大屏幕的投影背景，不被視為史詩性演出才怪了呢！
但在當年，在他家頹敗的老宅的一處場地上，由十幾名鄉村孩子們來唱，自然是唱不出那種回腸盪氣的效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