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9章 撥冗去繁（1 / 2）
宋徽宗崇寧四年二月十四，己時初二刻，現代時上午九點十五分。
嶽飛直到現在，才真正鬆了一口氣。
他以前可沒少思考，有宋一代到底最大的症結在哪裡。
就是那些皇上，存心做壞事的真是不多，除了殺害嶽飛的趙構以外，主流就是湖塗。
湖塗的基本概念是想做好事，卻不知道什麼是好事，把壞事當好事，結果越努力越壞事。
除了最壞的趙構，其次就是徽宗，他什麼都會卻不會當皇上的致命缺陷，導致他凡是以皇上名義做的事情，全都是對宋朝有害的壞事。
比如他信任六大奸佞，可能他是想管理宋朝國政，實際上六大奸賊乾的都是禍害北宋。
比如他修建艮嶽，興起花石綱，有改變汴梁風水強大北宋的願望，卻讓民眾苦難太正，毀壞了北宋的根基
他支持的蔡京等人重啟變法，試圖解決三冗積弊，卻成了各種問題更加嚴重的導火索。
其實各種問題的根源，嶽飛認為，還是在最根本問題上的顛倒黑白。
這個最根本的問題，從根本上說，重新厘清，就是那些昏君奸臣在認識上不知道天理是什麼，行為上都是反天理。
可以看看宋朝的皇室，從一開始就是違背天理，在趙構趙佶朝代，更加變本加厲的一條，就是認為地製造人與人之間的紛爭。
他們不見得所有人都有意紛爭，但是行為卻都導致紛爭，當然也有惡劣的皇帝和官員，他們就是有意搞紛爭，比如那個元右黨人桉。
這些人雖然人數不是太多，但是他們的能量卻很大，可以主導朝政、甚至裹挾皇上。
當然，那些皇上沒有一個人可以據此擺脫自己的責任。
他們統治的時期，可以因為「為尊者隱」的原則，把責任都推到替罪羊身上，比如殺死嶽飛，可是那個殺害嶽飛的聖旨，那是趙構的獨有的作為。
那個時候，為尊者隱是沒有辦法的事情，所以趙構還是好好當他的皇帝；可是現在沒有必要再為他隱瞞什麼東西了，相反他就是一個歷史罪人，給宋朝給歷史造成了不可彌補的深重災難，必須認清他的真相和罪責。
具體罪惡就不說了，他也正是最大的悖逆天道的罪魁，當然還有趙佶，這對父子綁在一起。
嶽飛的時代，也正好是這對父子當道的時代，所以嶽飛尤其重視對這個時期的思考。
一個總的概念，兩宋的滅亡就是在這個時代完成的，北宋亡在徽宗手裡，南宋在趙構手裡失去恢復舊有領土奪回中原的希望，因為他親手扼殺了宋朝復興唯一的希望——嶽飛。
趙佶趙構這對父子之所以要對宋朝滅亡負責任，是因為他們二人將兩宋的所有弊端都搞到極致，而且在這個基礎上，還製造了更加惡劣的弊端。
就說宋朝從根本上的自我閹割吧。
這個自我閹割，特指按照正常的設計發揮它們的應有機能，它本來應該強大和高效，這是它的正常技能，可是將這個正常機能在被閹割以後，就變得實力上的虛弱和效率上的拖遝，這就是為什麼宋朝被形容為積貧積弱的由來。
積貧積弱並不是宋朝製度本身的必然結果，而是因為那些昏君奸臣自我閹割以後造成的惡劣後果。
比如，宋朝的官員體製，擁有最龐大的官員人數，這些官員的集合體，等於集中最優秀的人才形成一個強大的人才庫。
它的學而優則仕、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科考取士的嚴格選拔千軍萬馬過獨木橋，以及進入官場的監督和考核製度，都保證了宋朝的官員基數非常龐大，再加上進入官職隊伍的其它渠道，這個數字就更大。
其實，封爵、蔭補、功勛等渠道進入官員隊伍的，雖然不是通過科考的十年寒窗空甚至一生苦讀書，其實條件也是非常嚴格的，他們的水平可能比不上那些頭三甲高材生，起碼不會低於平均水平。
也就是說，這些積壓在人才庫裡的最優秀的官員後備隊伍，遠遠高於宋朝官場包括武政的實際需要。
如果作一個世界範圍的概覽，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宋朝的官員儲備，可以滿足全世界所有邦國管理上的需要。
既然如此，就不得不問那些皇室決策者，你推行這樣的官員體製和相關的製度，到底想乾什麼？
如果你準備了十個人隻需要一個人，而基本俸祿卻要給所有人發放，因為你限定他們隻有在那裡空等、你的俸祿是他生活的唯一來源，這個三冗中的二冗，冗員和冗費如何能根除？
這裡我們看到，三冗中的二冗冗員冗費是宋代皇帝造成的，是製度性的弊病，皇室自己不認識不改正，而且從根本上改正，即使累死小打小鬧修修補補的王安石也解決不了，王安石最多能做到的，就是頭痛醫頭腳疼醫腳，但是病根在心髒，他卻束手無策。
而且他的對症下藥，也是治標不治本，就是從擴大財政收入上人手，如果財富不增加，這個隻能加劇矛盾；外加本來就矛盾重重的財富均衡問題，稅負不合理問題，變法隻能是火上澆油。
簡單舉例，平民百姓的稅負已經到了最大限度，隻要再加一根稻草，他就崩潰破產了，你如何能給他們增加稅收依然讓他們生存下去？誰都知道，他們如果不能生存下去，就是現有的賦稅都不能保證了。
而對那些本來沒有稅負和稅負比較輕的人，你如何讓他們掏出更多的錢來？泛泛的稅法條款根本不解決問題。
一種變法，還沒有出籠，就知道它根本不能解決問題，反而會引發許多新的矛盾，解決這個問題和矛盾，哪怕是推行新的法規，都需要更多的官員和費用。
而變法的根本目的是減少冗員冗費，你這樣搞豈不是南轅北轍嗎？
由此可見，一將無能累死三軍，在官場上也是一樣，皇上根本就錯了，下麵的官員累死也解決不了問題。
隻是稍微變化一下內容，就使得問題更加嚴重，就是一個皇帝昏庸，累死滿朝大臣小臣的效果。
可見，如果想變法，其實不光變法，任何事情都一樣，都必須兩個前提條件。
第一，皇上的毫不動搖的支持。
第二，皇上知道什麼是正確的，並且推行正確的東西。
這就是一個根本性的原則，皇上理解和遵循天理/天道。
遺憾的是，宋朝沒有一個這樣的皇上。
尤其是徽宗和高宗時期，在悖逆天理的方向上登峰造極，從來沒有正常的皇帝走得如同他們那樣遠。
回到法規設計導致冗員冗費從而形成超級龐大的官員隊伍這個問題上。
如果你認為這種弊端隻是造成人浮於事財政入不敷出並到此為止，你就太天真了。
宋朝的水比這深多了，冗員冗費隻是表層問題，當然冗軍也和這個有關。
大家都知道，人一多，各種與人多相關的問題自然就會隨之產生，官員多則尤其與眾不同的特點。
比如一個縣官空缺，那裡有二十人有資格去當，隨之出現的問題都有什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