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六百 無為和有為（2 / 2）
你們沒有困難，我還怎麼撈政績升遷啊？
古代朝廷也會開年會，也會開財政會議軍事會議等等，在年初就會把一年要做的事情規範好，花多少錢也會準備好，如果嚴格按照預算執行，財政絕對不會出問題。
當然這是不可能的。
正是洞悉了這一點，曹參於是抑製住了想要「揚權」、彰顯自己的權勢的個人欲望，規規矩矩不去折騰，他帶著一群按部就班老實巴交的官員按照規矩辦事，不僅沒有引來呂後的打壓，也平安的度過了自己三年的相國任期，病逝於任上。
後來，民間把成天喝酒吃肉聽小曲的曹參稱為賢相。
漢初幾代相國執政班子的行為被稱作無為而治，給漢國積蓄了強大的國力基礎。
到了漢武帝時期，為了反擊匈奴，從而【變無為為有為】，為了在政治上統一人心，順應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趨勢，遂對漢初幾十年這無為而治的做法予以了一定程度上的否認。
但是在蘇詠霖看來，沒有任何一種執政方式可以稱之為無為而治，真正的無為根本不可能治理國家。
所謂的無為，本質上都是王朝建立初期集合一大群能人製定好完善的律法、革除前代弊政之後照章辦事，官府官員守規矩、不搞事、與民休息，是一種較低損耗的組織形式。
和平建設時期，這種低損耗模式的優勢很明顯，隻是全麵戰爭時期，這種較低損耗的組織形式不能適應高烈度的全麵戰爭。
想想也明白，人類社會一旦形成一個組織，哪裡能存在什麼所謂的無為而治呢？
民眾體感的無為而治，恰恰證明了官府執政的成功。
官府設置了一套規矩，自己也進入其中，大家一起規規矩矩照章辦事，不超脫，不亂來，不破壞規矩，時間長了，最初的有為就成了底層民眾體感上的無為。
想要辦大事，需要有為。
想要治理好一個國家，積蓄國力，並且得到民眾的認可，降低執政成本，恢復民生和因為戰亂而損失的人口，就需要「無為而治」。
雖然時代變了，鬥轉星移，漢初黃老之學倡導的無為而治已經不可能適應當下的生產力狀態，強行回到過去，那就和王莽一樣，那是一場注定失敗的大型社會實驗。
但是其本質並未過時。
即每一個人都守規矩，無論是官方，還是民間。
想要民間守規矩，不難，想要官方守規矩，很難，因為規矩本身也是官方製定的，如何讓官方也守規矩，考驗著執政者的執政水平。
這就是無為而治的精髓。
曹參沒有劉邦的威望，沒有蕭何的天才，所以他把那些喜歡搞事情、天天想著升官發財的不穩定分子趕出自己的執政班子，換了一群老實巴交隻知道照章辦事的人來幫他貫徹蕭何留下的規章製度。
官方守規矩，就意味著不折騰，意味著較少的侵害民間利益，就意味著較低的行政司法成本，就意味著社會的和諧與經濟的繁榮。
當然了，不管對於西漢也好，對於大明來說，曹參的做法都隻能在一定的時期內起到正麵效果，輪到變革時期，這套機製必然要變。
但問題在於，這種切換對於古代王朝來說幾乎是不可逆的。
古代朝廷一旦因為某種原因結束了這種輕徭薄賦的無為狀態之後，在需要有為去處置的大事變終結以後，就幾乎不可能再切換回來，下一次的無為而治，必然是下一個王朝。
因為一次有為變革耗盡了民力之後，官僚們就不守規矩了，不再給民眾下一次休息的機會，一直那麼有為下去。
而農業時代的民力積攢的不夠快、不夠多，經不起官僚們一而再再而三的撈政績形式的「有為」，農民會加速破產，帝國也會加速走向滅亡。
事到如今，蘇詠霖已經不奢求自己建立的國家哪怕在自己死了之後都能一直維持火紅的狀態，但是他也不能允許這個國家墮落。
所以他決定為明國建立三套機製，立下三個機製下的三套規矩。
第一套機製是和平建設時期的機製，第二套機製是局部戰爭時期的機製，第三套機製是全麵戰爭時期的機製。
他要在自己還活著的時候，將這三套機製製定完畢，使之成為貫徹明國上下的三套規矩，通過法律形式將這三套規矩確定下來，成為全民共識。
未來大明出了什麼事情，按照三種情況來分辨，決定啟用哪一套機製就可以了。
就蘇詠霖自己所了解到的情況來看，從無為轉變成有為是一件相對容易的事情，而從有為切換回無為狀態，就相當相當的困難了。
原因很簡單。
無為狀態下，官方守規矩，不能為所欲為，民間依靠規矩，反製力量較強，官方需要更多的讓利民間，因此做官難度較大。
簡而言之，想高升想政績要名望的官兒在無為時期不會很舒服。
而在有為狀態下，因為各種需要，無為狀態下的規矩被打破，官方力量開始凍結之前的規矩，權力觸角深入到社會的方方麵麵，權力陡然增強，便於進行總動員。
這種情況下動員起來的人力物力財力是相當恐怖的，漢武帝以此動員整個大漢對匈奴發起了空前猛烈的戰略打擊。
然而這不是沒有代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