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812章 安於享樂（1 / 2）
蜀漢景耀六年，亦即曹魏景元四年，麵對偷渡陰平的魏將鄧艾，後主劉禪聽從譙周建言，率眾投降，蜀漢正式滅亡。
之前無論是曹魏還是蜀漢，都有許多人批評黃皓奸佞，大將軍薑維甚至想殺了他，魏晉時代私人著史蔚為大觀，很多學者都把蜀漢滅亡的原因歸結於宦官黃皓，
例如陳壽的《三國誌》，直言「操弄威柄，終至誤國」，劉禪罪責反而輕，「素絲無常，唯所染之」，也就是說劉禪其實是可塑之才，隻不過誤信黃皓。
可是黃皓真正弄權，掌控朝政卻已經是在蜀漢延熙九年了，距離蜀漢滅亡還有十七年時間，距離後主繼位確有二十三年時間，
那麼是什麼原因延遲了黃皓的掌權，使他並未在後主即位時就狐假虎威呢？
章武三年四月先主劉備病逝於永安宮，次月後主於成都繼位，劉備臨終托孤於丞相諸葛亮和尚書令李嚴，
《三國誌·蜀書·諸葛亮傳》寫到劉備詔敕劉禪「汝於丞相從事，事之如父」，此後「政事無巨細，鹹決於亮」，
也就是說諸葛亮成為蜀漢政權的真正掌舵者，像聯吳抗魏，征伐南蠻等大政方針都是他製定的。
劉禪一來即位時隻有十七歲，政治歷練不多，成為儲君，開府署選官僚的時間不長，
二來蜀漢剛剛在夷陵之戰中大傷元氣，時局動盪，正處於「危急存亡之秋」，急需像諸葛亮這樣的任務來領路。
三來劉禪也聽從父親的遺詔，「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此話出自《論語》，論語在漢代是兒童啟蒙讀物，孝又是朝廷選舉的一個重要標準，孝順之風大行，
想必劉禪也明白，所以國家大事交托於丞相，宗廟祭祀留待於自己，這句話被記載在《魏略》之中，《魏略》又是曹魏時人魚豢所著，看來蜀漢的政治格局想必是人所共知的。
諸葛亮深受法家思想影響，賞罰分明，以法立國，他明白東漢政權覆滅的原因之一，是宦官弄權，就像《出師表》裡所說的親小人遠賢臣，
因而他也嚴厲監管皇帝的交往圈，黃門閹宦無疑是重點防治對象，而且政務基本在丞相府運作，由諸葛亮選拔的官員操控，黃皓這樣的人根本難以有操控大權的機會。
蜀漢連年北伐，諸葛亮常駐漢中，但是宮中皇帝的親信隨從官員，留守成都的處理政事者，也是由他選任的，這也切斷了黃皓的弄權途徑，
至此在諸葛孔明在世時，黃皓難有作為，劉禪雖然寵信黃皓，但是礙於孔明的叮囑，而且他本人也實際並未真正親政，也就不可能放權於黃皓。
諸葛亮選拔的宮廷官員，對於阻礙黃皓掌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中最耀眼的無疑是董允董侍中了，
《三國誌·蜀書·董允傳》記載，「先主立太子，允以選為舍人，徙洗馬。後主襲位，遷黃門侍郎」，看來董允是劉禪的東宮舊臣，舍人和洗馬根據《漢書·百官公卿表》和《後漢書·百官誌》，都是太子的隨從親信。
後主繼位後成為黃門侍郎，諸葛亮北伐時成為侍中，領虎賁中郎將，統帥宿衛親兵，孔明知道董允秉心公亮，善惡分明，敢於直諫，劉禪年紀小，正需要這樣的人留在皇帝身邊匡正皇帝過失，引導君主向善。
北京大學祝總斌教授《兩漢魏晉南北朝宰相製度》著作中，談到東漢末年，漢靈帝設置侍中寺，自此黃門侍郎，侍中便日益接近政局，蜀漢很可能沿襲了這一做法，表明董允以侍中身份，侍從皇帝左右，參與謀議諫諍更是理所應當的。
董允也起到了獻納臧否，防微杜漸的作用，每當黃皓侍從左右，董允便正色勸阻劉禪，不可親近佞幸小人，背後更是斥責黃皓，董允在世時黃皓職位不過黃門丞，人微言輕，不足以影響政局。
虎賁中郎將使得他的威權更重，掌握了禁軍，一方麵說明董允受到了諸葛亮和劉禪的雙重認可，畢竟他是東宮舊臣，為人正直不阿，
另一方麵加重了董允職權，使得他的作用更為突出，黃皓自然不敢以身犯險，與他硬碰，當時蜀中極為推崇董允，《華陽國誌》說董允和諸葛亮，蔣琬，費禕並稱四相四英，人望極高，劉禪即使偏心黃皓，也不敢貿然而動。
諸葛亮去世後，劉禪少了極大的束縛，但是董允又無形中取代了孔明的位置，加之董允守尚書令，負責處理臣下奏事文書，職權更大，黃皓之流出頭更難，
劉禪還是信任董允的，陳壽說陳祗代為侍中後，與黃皓極力詆毀董允，後主才開始追怨，說明之前後主認可董允侍中職責。
隻是延熙九年董允去世，情況發生了變化，黃皓與陳祗狼狽為奸，開始乾預政事，升任中常侍，贊導宮內事務，
成為皇帝顧問，重演東漢末年十常侍亂政的局麵，以至於鄧艾滅蜀後，還想處死黃皓，隻是黃皓賄賂左右，才免於一死。
劉禪小名阿鬥，都說他扶不起，是個昏君，其實早年的劉禪還是很有格局的，劉備在遺詔中希望劉禪讀讀啟人心智的諸子書，六韜，商君書等等，諸葛亮又給劉禪手寫一通申子，管子和韓非子，二人用意都是希望小皇帝能夠學習治國理政的手段，操控大局而不親力親為，委任賢才而不肆意放權。
劉禪確實也做到了，政事委任諸葛亮，但並未出現王莽董卓篡逆亂國的局麵，
他明白黃皓雖然可以給自己帶來歡樂，但是不會處理朝政，不是自己可以委任的人，黃皓也就隻能終日在後宮陪皇帝遊玩，不能插手政務，但是為什麼後來劉禪就忘記初衷，耽於享樂了呢？
一來蜀中之地，從劉焉劉璋父子主政時，便是奢侈成風，好逸惡勞，《三國誌·蜀書·董和傳》裡就有記載，劉禪沾染這種風氣在所難免，
二來前期還有先帝遺，孔明教導，董允勸諫，劉禪不敢太過放肆，幾次想擴充後宮都沒拿入院。
但董允去世後，沒了約束的劉禪，仿佛是剛出籠的小鳥，急於發泄壓抑已久的欲望，積重難返，反而不會約束自己，
類似於心理學上的行為障礙，慎始者實繁，克終者蓋寡，保持有始有終的態度確實很難，劉禪沒能做到。
談及赤壁之戰，後世學者一般將其視為三國鼎立的開端，而曹、劉、孫三家涇渭分明，也是由此開始。然而，劉備在赤壁之戰後的一兩年內，並非後人想象中的意氣風發，反而有種「人在屋簷下，不得不低頭」的感覺。
據《資治通鑒·漢紀五十八》記載：「劉表故吏士多歸劉備，備以周瑜所給地少，不足以容其眾，乃自詣京（口）見孫權，求都督荊州。」
為謀求更多「利益」，劉備不惜冒著被軟禁的風險前往京口拜謁孫權（周瑜、呂範皆曾建議扣押劉備）。此次會麵後，劉備表奏孫權為徐州牧，後者頗為滿意，不僅「進妹於備」，還允許劉備都督荊州。
奇怪的是，徐州遠在中原，並非是孫權能染指的。那麼，劉備又是如何用徐州牧這張「空頭支票」來打動孫權的呢？
據《三國誌·吳主傳》記載：「劉備表權行車騎將軍，領徐州牧。備領荊州牧，屯公安。」
按劉備本傳記載，他在表奏孫權之前，便已經略定江南四郡；在荊州牧劉琦病死後，劉備又在眾人推舉之下，順理成章地接過荊州牧之位。
話雖如此，劉備的處境卻頗為艱難。因為長沙、零陵、貴陽、武陵四郡雖屬於劉備管轄，但四郡與長江接軌的幾處重要據點，均為周瑜掌控。
陸路上有曹操（襄陽、宛城仍屬曹魏）虎視眈眈，水路又受江東製約，是以劉備在荊州的發展並不順利。
正因如此，劉備才會冒險前去拜謁孫權。所謂「求督荊州」，即指劉備希望孫權能真正承認他在荊州的統治地位。
陳壽之所以再次提及「備領荊州牧」一事，便說明：劉備此時都督荊州，已經得到孫權承認。換言之，劉備表奏孫權為車騎將軍、徐州牧，孫權則承認劉備任荊州牧的合法性。
按照「等價交換」的交易原則，既然劉備已經得到了不少好處，那麼車騎將軍和徐州牧對孫權來說，也肯定是大有益處。
在此之前，孫權雖已據江東六郡，但他明麵上的職務，還隻是討虜將軍、會稽太守。反觀劉備，則是左將軍、豫州牧。
從軍職和官職來看，劉備的政治地位都要比孫權高。按照慣例，劉備應該才是孫劉聯盟的「盟主」。
但劉備也知道，自己的綜合實力遠不如孫權，所以他以退為進，表奏孫權為車騎將軍、徐州牧，使其職位高過自己半頭。
尤其是車騎將軍，它往往是漢末以來「討賊」聯盟盟主的「標配」之一。如關東聯軍討董之時，盟主袁紹便領車騎將軍；又如莫須有的「衣袋詔」事件，謀誅「漢賊」曹操的主使董承，同樣為車騎將軍。
可見，劉備奉孫權為車騎將軍，便有尊其為「抗曹聯盟」盟主的意思；同時，這也明確了孫權在孫劉聯盟中的主導地位。
當然，孫權遙領徐州牧背後的政治原因，同樣不可忽略。
徐州本屬曹魏，既不在劉備轄內，也絕非孫權能染指。因此，孫權領徐州牧這一行為，屬於遙領。「遙領者，不入版圖之地，而別於國內他處設刺史、郡守以轄之也。」（參見於顧頡剛、史念海所著《中國疆域沿革史》）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遙領現象頗為常見，其中，又以吳蜀兩國為最。
赤壁之戰後，劉備加封關羽為襄陽太守；孫權改年號為黃龍，也加封朱然為兗州牧。然而，襄陽郡卻歸屬曹魏，兗州更是曹操的老巢。可見吳蜀兩國經常將曹魏境內的疆土，「虛授」給臣下「管轄」。
更有意思的是，孫權正式稱帝之後，還曾與蜀國「共分」曹魏疆土。
據《三國誌·吳主傳》記載：「權乃參分天下，豫、青、徐、幽屬吳，兗、冀、並、涼屬蜀。其司州之土，以函穀關為界。」
因為兗州、冀州被「劃分」給了蜀國，所以朱然的兗州牧、步騭的冀州牧都沒當多久，便被撤掉了。
孫權遙領州牧，可為冀州牧，也可為冀州牧，為何偏偏是徐州牧？
從孫權日後曾與呂蒙「又聊復與論取徐州」來看，劉備表奏孫權為徐州牧，極有可能是後者主動選擇的結果。
這是因為：江東內部的一些重要謀士（流寓士族），大多出身於徐州。如，張昭為彭城人，張紘、陳端為廣陵人，諸葛瑾為琅琊人、步騭為淮陰（當時屬臨淮郡）人。
在江東政權內部，盡管孫權與江東豪族達成合作關係，但他仍需要其他力量來製衡他們。除孫氏宗親與淮泗舊將（指孫堅、孫策的元從武將，多為江西人氏）之外，流寓士族（指前往江東避難的外來士族）也是一股重要力量。
以張昭、諸葛瑾為代表的流寓士族，並非江東本土出身。因此，孫權更願意拉攏他們來幫助自己打壓江東豪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