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天閣（1 / 2）
小隱隱於野，大隱隱於市是指閒逸瀟灑的生活不一定要到林泉野徑去才能體會得到，更高層次隱逸生活是在都市繁華之中，在心靈淨土獨善其身，找到一份寧靜。 [1]
自古流傳很廣，有很多版本，如：「小隱隱於野，中隱隱於市，大隱隱於朝。」，「小隱在山林，大隱於市朝。」等，都是說明：那些所謂的隱士看破紅塵隱居於山林是隻是形式上的「隱」而已,而真正達到物我兩忘的心境，反而是能在最世俗的市朝中排除嘈雜的乾擾，自得其樂，因此他們隱居於市朝才是心靈上真正的升華所在。 [1]
有能力的人希望借助周圍的環境忘卻世事，沉湎於桃源世外，這是指小隱。
真正有能力的人卻是匿於市井之中，那裡才是藏龍臥虎之地，這是指中隱。
隻有頂尖的人才會隱身於朝廷之中，他們雖處於喧囂的時政，卻能大智若愚、淡然處之，這才是真正的隱者
隱士的三種精神境界
一、看破人生的人才往往想過隱居的生活。與世無爭，所以有人解甲歸田。這是小隱。
二、隱居在喧鬧的市井中，視他人與嘈雜於不聞不見，從而得心境的寧靜，這是中隱。
三、在朝為官，麵對塵世的汙濁、傾軋，勾心鬥角卻能保持清淨幽遠的心境，不與世爭，不與世濁，悠然自得的生活，這才是歸隱的最高境界，這樣的人才是真正的隱士，所以謂之「大隱」。朝，指朝廷，這裡引申為做官。 [1]
起源出處編輯
據民間傳說，漢武帝時期，東方朔就曾自擬自己是大隱隱於朝的隱士，但缺乏準確文獻記錄。目前已知最早的文獻記載則是晉代王康琚之《反招隱詩》：
小隱隱陵藪，大隱隱朝市。
伯夷竄首陽，老聃伏柱史。 [2]
從傳說中堯舜時代的「洗耳翁」許由算起，中國古代的隱逸文化可謂源遠流長。 [2]
東方朔，字曼倩，漢平原厭次（今山東省惠民縣欽風村）人。東方朔的一生大致可以第一次得官做常侍郎為界分為前後兩個時期，前期即滑稽求官時期，後期即直言切諫時期。無論是前期的求官，還是後期的直諫；無論是第一次應詔上書，還是後來的「陳農戰強國之計」，東方朔都是為了得到漢武帝的重用，進而「為天子大臣」，實現自己建功立業的宏偉抱負。然而，終其一生，東方朔並未獲得漢武帝的政治信任和重用，「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反而被別人視如倡優，以喜劇人生開始，而以悲劇人生結束。耳聞目睹和親身經歷了封建**主義政治的黑暗、不公、殘酷和凶險的東方朔，總結了歷史和人生的經驗教訓，開創並實踐了大隱的處世之道。古代的隱逸文化可謂源遠流長。如果按照唐朝詩人白居易在《中隱》詩中的概括，中國古代的隱逸形式大致有大隱、中隱、小隱三種。依此來看，漢代的東方朔要算是中國大隱形式的首創者，也是大隱智慧的代表人物。 [2]
東方朔的大隱思想主要表現在他的《據地歌》和《誡子詩》中。《據地歌》雲：「陸沉於俗，避世金馬門。宮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廬之下？」這簡短的二十八字的歌吟，思想明確，感情真摯，語言平實，是東方朔大隱哲學的詩歌式自白。在朝廷間避世，隱身於區區郎官的地位而不求顯達，就是東方朔的「大隱」。《誡子詩》雲：「明者處世，無尚於中；優哉遊哉，於道相從。首陽為拙，柳慧為工。飽食安步，以仕代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才盡身危，好名得華，有群累生，孤貴失和。遺餘不匱，自盡無多。聖人之道，一龍一蛇。形現神藏，與物變化，隨時之宜，無有常家。」這首八十八字的整齊莊重的四言詩，是東方朔的「顧命之作」，也是東方朔大隱思想全麵、深刻、集中的表達。 [2]
東方朔的「大隱」就是避世金馬門，隱居於朝廷。之所以稱之為「隱」之「大」者，是因為隱逸於朝廷屬於深藏不露，所謂大隱無形。朝廷豈是隱逸之所？這似乎是個自相矛盾的悖論，因為在東方朔之前，隱居避世之士大都選擇遠離朝廷的深山幽林或田野蒿廬，前者如伯夷、叔齊，後者如長沮、桀溺。而從價值觀的角度分析，隱逸凸顯的是隱逸主體對自我生命價值和精神價值的維護。至於隱居山野或朝廷，那隻是形式問題。如果過於看重形式，拘泥形式，而不執守隱逸的內在旨趣，那反而極易走向其反麵，走向如唐朝盧藏用那樣的「終南捷徑」。尤其應當強調的是：東方朔的大隱思想，視自我的生命價值和精神價值同等重要，它並不主張隻有精神價值才是至高無上的。 [2]
伯夷、叔齊原是孤竹君之二子。武王伐紂，他們扣馬而諫；武王滅殷，他們義不食周粟，隱居首陽，采薇而食，最後雙雙餓死於首陽山。古人以他們為高尚守義的典型。東方朔也曾把他們當作自己學習效法的楷模，「與其隨佞而得誌，不若從孤竹於首陽」。但是，東方朔認為，伯夷、叔齊遠離朝廷，隱居山林，不僅於現實政治絲毫無補，更重要的是他們雖成就了高尚的精神節操，卻在生活困頓中雙雙餓死，沒有保全自我的生命，這種「貴心傷身」的處世之方，是不符合《周易》「肥遁無不利」的義理的，也不符合養生之道。他們與那些被戮及生命的人們有何區別？所以，盡管孔子稱贊伯夷、叔齊是「不降其誌，不辱其身」，但東方朔卻直言「首陽為拙」，不取其道。 [2]
周朝諸侯國魯國柳下慧的事跡在《論語》、《孟子》中都有所記載和評論。他為魯國仕師（獄官），「三黜」而不離開父母之邦魯國隱避他鄉；他不以侍奉汙君為羞辱，也不以官小而辭掉，在朝廷上不隱藏自己的才能，辦事奉行自己的原則。他被遺棄也不怨恨，身處窮困也不憂愁。即使是與鄉下佬相處，柳下慧也高高興興地不忍離開。他的名言是「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由此看來，柳下慧是一個既能珍重自己的生命又能保持自己的高潔精神的兩全其美的智者。所以，盡管孔子評說柳下慧「降身辱誌」，但東方朔仍然稱贊「柳下為工」，並效行其道。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