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4章 傷心莫聽後庭花(2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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雞鳴時分,湯垕的酒也消了大半。

趙孟頫說:「君載啊,如果你是一個有良知的讀書人,應該把眼睛盯在朝廷給『儒戶』的優惠政策上,可不能讓這麼好的政策付之東流啊!」

「為何這麼說?」

「你有沒有發現,那些家產豐厚的『書香門第』,會趁機一代一代地兼並土地,搖身一變成為地主豪紳,反過來又會利用各種方法來欺壓貧窮的老百姓,造成貧富差距兩極化呢?」

「當然有啊!」

「所以你要製止。」

「朝廷都不管,我們如何管?」

「輿論呀,製造輿論不是你的長處麼!」

「我也就是醉酒後說說胡話。」

「胡話?」趙孟頫笑道,「說起胡說八道,發發牢騷,也就是我們元朝才有的言論自由,要是在其他朝代,誰敢胡說?

你看現在,可以隨便稱呼蒙古人是胡人;他們說的話是胡說;就連詩詞、曲雜劇中,『夷、狄、胡、蕃』之類的字眼都好不避諱。

有的老百姓不滿蒙古人的統治,就大罵。被舉報後,官府回復是,這是他們的自由,我大元朝不在乎這些。

更有甚者,連『謀反』的檄文也不予追究,還查辦了一批借口搜繳檄文為非作歹的士卒。這說明什麼?蒙古人無知麼?不,這正是說明了蒙古人身上有大草原那樣寬廣的月匈懷。

所以,君載啊,你不要把眼睛盯在蒙古人、色目人身上,而應該注意你身邊的漢人。」

「為什麼?」

「因為有時候吧,傷害你的,可能就是自己人。」

「為何這麼說?」

「你看,茅山『詩禍』不就是個例證?

梁棟在大茅峰的牆壁上題了一首長詩,題為《大茅峰》。這首詩題在牆上之後被許道杞得知,許道杞就以『謗訕朝廷,有思宋之心』將其告到了句容縣。縣令認為茲事體大便層層上報,畢竟誰也不想擔責任,把事情往上麵推就是。於是這件事『縣上於郡,郡達於行省,行省聞之都省』,最終將梁棟押解京城下獄。

這次,漢人們乾脆就牆倒眾人推,甚至連那堵牆都給拆了運到京城。

本來梁棟以為這下完蛋了,沒想到禮部的一個蒙古人給了他一個公道:「詩人的吟詠性情,不能誣賴其誹謗,假如連詩人的詠懷都說是誹謗的話,那麼讓天下人怎麼看待天朝?」梁棟無罪釋放了。

自春秋至今兩千年的時間裡,你說,哪個朝代沒有『文字獄』?

就說大宋吧,不就是因不滿王安石新法,蘇軾在《湖州謝上表》中發了幾句牢騷,就被禦史中丞李定、監察禦史裡行舒亶作為攻擊、陷害的口實,對其進行彈劾,蘇軾為此差點沒了命?

正是因為沒有『文字獄』,才讓我們的曲雜劇才隨便演,隨便唱,才如此的繁榮,最終成就了元曲麼。

大多數漢人說元朝是一個專製而又施行暴政的王朝,但如果就元朝的刑罰來說,元朝實際上是非常寬容而仁慈的。

世祖皇帝當上大汗後,就將殺罰的權利全部收到了中央政府。

為什麼要這麼做呢?

因為世祖皇帝認為:人命是最要的!治理天下,就要愛惜人命。

中統二年至四年,全國處以死刑的合計隻有119人,其中中統四年[1263年]隻判處了7人死刑,這在其他朝代,簡直無法想象。

就算判了死刑,往往也不立即執行,盡可能讓其老死獄中。對於有老父、老母的犯人,還讓其回家贍養父母,由社長看護監視便可。

而對於傷害女童的罪犯,卻決不輕饒。

《刑法三奸非》中規定:諸強奸女幼者,處死;雖和同強,女不坐。凡稱幼女,止十歲以下。

什麼意思?就是告訴漢人,別老是踅扌莫那些十歲左右的小女孩,若是傷害了她們,即使她們順從,也要按強奸定罪,判其死罪……這是前所未有的啊!

你非說蒙古人野蠻落後,你看,他們把唯一的進步,給了保護兒童……」

湯垕說:「若能恢復科舉,就更好了。」

「朝廷正在研究此事呢!」趙孟頫說,「蒙古人做事粗中有細,他先讓州府衙門進行初選,要求考生必須是『德才兼備』之人。

何為德才兼備?

並不是所學的隻是一些浮誇的詩詞歌賦,而是要有治國安邦的經世致用之學。這樣以來,也許就有很多的儒生被排斥在外了。主要原因,也就是他們扌莫不清國家發展的方向。

開科取士之後,對於省府選拔上來的那些落榜的考生也是要考慮照顧的。若是兩次考不上的,還會給這些落榜的考生一個『教授』職務,也算是吃皇糧的編製。

君載呀,若是你真不想去京城做官,你先去紹興路蘭亭書院[今紹興文理學院]當山長[校長],為迎接大元朝的第一次科舉儲備一些人才麼!」

湯垕欣欣然點頭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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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元朝的海上貿易

元朝時期的海外貿易十分發達,這與元朝統治者的積極支持有關。

元代管理海外貿易的機構叫市舶司。1277年,元廷在泉州、慶元(今寧波)、上海、澉浦(今浙江海鹽)設立市舶司,後又在廣州、溫州、杭州增設市舶司。1297年,經過整合,保留了廣州、泉州、慶元三個市舶司。

市舶司的主要職責是對進出港的中外貨船進行管理,並根據所運貨物收稅:精貨收十分之一,粗貨收十五分之一,另征三十分之一的市舶稅。同時,市舶司自己也備船備貨,雇用商人經營,所得利潤七三分成。

元代,中國商船的活動範圍十分廣大,東到日本,西抵波斯灣,甚至到達了非洲東海岸的一些地方。中國的船隻航行得如此遠,是因為當時的中國人已掌握了十分先進的航海、造船技術。從中國運出的商品主要是瓷器和絲織品,另外還有一些日常的生活用品。輸入中國的貨物主要有象牙、珍珠、香料、布匹等。

泉州是元代中國最大的港口,所謂「番貨、遠物、異寶、奇玩之所淵藪,殊方別域富商巨賈之所窟宅,號為天下最」(吳澄《送薑曼卿赴泉州路錄事序》)。可見,當時泉州的繁榮。除泉州外,慶元、廣州均是當時的大港,慶元主要集中進出口高麗、日本的貨物,廣州則以其巨大的陶瓷市場名聞世界。

元朝初期,政府開始考慮實行比較穩定的海外貿易政策。

從至元十四年(1277)在泉州等地設置市舶司,到至元二十二年(1285)為止,是元朝取得全中國統治權後,製定和推行其外貿政策的第一階段。在這個階段,元朝外貿政策以承繼宋代製度為主,同時根據蒙古貴族慣例和統治全國後的實際情況稍事調整。至元十四年(1277),元朝「立市舶司一於泉州,令忙古領之。立市舶司三於慶元、上海、澉浦,令安撫使楊發督之。每歲招集舶商,於蕃邦博易珠翠香貨等物。及次年回帆,依例抽解,然後聽其貨賣。」

設立市舶司之初,元朝顯然較多地對宋代市舶司製度進行了仿效。幾年後元朝又下達指示:海商舶貨經泉州市舶司抽解後,到別處貿易不再抽分,隻需繳納貨幣稅:「商賈市舶物貨已經泉州抽分者,諸處貿易,止令輸稅」。當然,元初外貿政策與宋製也有若乾差異,如港口分布的差異。此時元朝外貿政策的重點在江浙、福建。在江浙、福建各主要港口中,泉州自北宋起,已逐漸成為中國海外貿易大港,不但東與日本、高麗交通便利,還與東南亞、南亞及其以西地區有頻繁的商貿往來,海外交通條件優於其它港口。

而要從賬麵上看,元朝的賦稅也似乎不重。元朝滅南宋時,將南宋時代的一切徭役雜稅全數廢除,商稅也減成三十取一。南北統一後,元朝北方征收丁稅與地稅,南方征夏秋兩稅。但操作起來,可就是另一回事了。國家財政就靠這「貿易稅」,也等於讓西方人養活東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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