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登臨大寶（1 / 2）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明朝世宗朱厚熜身陷重病之際，宮廷內外的政治格局悄然發生轉變。裕王府舊僚高拱此時得以進入內閣，與張居正、陳以勤一同嶄露頭角，分別擔任禮部右侍郎和吏部左侍郎要職，這與當時朱載坖即將繼位的局勢緊密相連。世宗於十二月十四日（陽歷1567年1月23日）因病逝世，臨終前未能召見朱載坖，卻留下了一份由徐階草擬的重要遺詔，決定將皇位傳給裕王朱載坖，並終止了諸如齋醮、土木工程、珠寶耗費以及紡織勞作等諸多奢侈浪費之舉，同時平反了一批因直言進諫而遭受打擊的大臣。
朱載坖登基與初期革新舉措
朱載坖首先做出的標誌性舉動，便是釋放了被其父嘉靖帝長期囚禁的著名諫臣海瑞。此舉不僅是對海瑞耿直忠誠的肯定，更是向整個朝廷乃至天下宣告，新朝將鼓勵直言敢諫，倡導公正廉明的風氣。海瑞的獲釋猶如一股清新之風，吹散了前朝彌漫的恐懼壓抑氛圍，增強了朝臣們的信心，也使得民眾對新皇寄予了深切的期待。
繼而，朱載坖著手清理嘉靖年間遺留的政治積弊，尤其是那些因敢於直諫而遭到迫害的官員，他一一為其平反昭雪，恢復名譽，讓他們重返官場，參與國家治理。與此同時，對於那些依附權貴、貪腐弄權的宗室成員如遼王朱憲㸅等人，他也毫不留情地給予了應有的懲處，展示了整飭綱紀、從嚴治國的姿態。
另一方麵，針對嘉靖朝盛行的道教祭祀活動以及方士勢力的過度膨脹，朱載坖進行了大規模的整頓。他不僅裁撤了大量不必要的宗教支出，還嚴厲打擊了以方士為代表的佞幸群體，剝奪了已故方士邵元節、陶仲文等人身後的榮寵和特權，有力地遏製了封建迷信在朝野中的蔓延，彰顯了務實理性的治國理念。
尤為值得一提的是，朱載坖在對待其祖父睿宗朱祐杬的問題上，充分體現了尊重民意、順應潮流的精神。他順應當時輿論的呼聲，取消了睿宗配享天地的資格，這一舉措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因嘉靖帝過於偏激的個人情感而導致的社會爭議，有助於修復皇室形象，鞏固民心。
早期執政的挑戰與內閣紛爭
隆慶帝朱載坖在1567年登基後，初期展現出了積極革除弊政、重啟賢良的麵貌，然而隨著時間推移，其在位期間的表現逐漸讓人感到不盡滿意。朱載坖在朝堂上呈現出一種消極無為的狀態，他往往沉默寡言，不願過多插手具體的政務處理，這導致許多關乎國計民生的奏章無法得到皇帝的直接決斷，政務決策過程中的主動性明顯缺失。他的這種態度，使得一些重要的國家事務不得不依賴於內閣和其他高級官員的自主決策與執行。
朱載坖還頻繁缺席國家的重要祭祀活動，這在注重禮儀製度的古代中國，被視為對國家傳統和祖宗崇拜的輕視，極大地損害了他的帝王威望。加之其對宮中娛樂生活的沉迷，引發了朝野上下對他荒怠國事、不理政事的普遍憂慮和不滿。盡管不斷有忠直大臣挺身而出，通過上書勸諫的形式試圖喚起朱載坖的責任意識，但他們的努力並未能有效觸動皇帝，相反，一些勸諫者還因此受到了嚴酷的懲罰，這進一步加劇了朝廷內的緊張氣氛。
在這種背景下，隆慶朝的內閣擔當起了實際統治的重任，內閣中的三大巨頭——徐階、高拱和張居正脫穎而出，他們在才智上各有千秋，均具有卓越的政治手腕和深遠的戰略眼光。然而，他們之間的權力爭奪也日益激烈，彼此之間雖有著共同輔佐幼主、維係國家穩定的初衷，但私下的勾心鬥角與傾軋不斷升級，形成了隆慶朝復雜而微妙的政治生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