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閉的列車 • 一（1 / 2）
列寧
1917年4月9日
自1907年起，列寧第二次流亡國外，僑居日內瓦、巴黎、伯爾尼等地。1916年初列寧從伯爾尼遷到蘇黎世，和克魯普斯卡婭一起寄居在修鞋匠卡墨列爾家裡。1917年3月中旬，列寧獲悉彼得格勒工人、士兵武裝起義勝利的消息，但政權落到臨時政府手裡，出現了雙重政權並存的局麵。正當俄國革命麵臨這樣緊急關頭的時刻，身在瑞士的列寧迫不及待地渴望著盡快返同祖國，列寧返回俄國的路線隻有兩條：一是通過德國，經瑞典、芬蘭歸來，但德國當時是俄國的交戰國；二是取道法國，然後渡海到英國，再返回俄國，但英法當時是俄國的協約國。列寧深知，英國是無論如何不會借道給他這樣一個堅決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的人的。最後，他利用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以交換拘留在俄國的德國戰俘為條件，乘坐一節鉛封的車廂，取道德國而歸。列寧此舉勢必會招來許多非議，但他以革命利益為重，把自己的榮辱毀譽置之度外。1917年4月16日晚上11點10分，列寧轉從芬蘭乘火車抵達當時俄國的首都彼得格勒，以後不到七個月的時間，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就爆發了。
在斯蒂芬·茨威格看來，這趟風馳電掣的封閉列車猶如一發炮彈，乘坐在裡麵的人物猶如威力強大的炸藥；這一炮，摧毀了一個帝國、一個舊世界。
——譯者題記
一個住在修鞋匠家的人
瑞士，這一片小小的和平綠洲，在它周圍卻是世界大戰的風雲所激起的彌漫硝煙，因而在那1915、1916、1917和1918連著的幾個年頭裡，瑞士也顯出一派偵探小說裡那種驚險的場麵。在豪華的旅館裡，敵對的列強國的使節們擦肩而過，好像互相不認識似的，而一年以前他們還友好地在一起打橋牌和彼此邀請對方到自己家中做客。從這些旅館的房間裡不時溜出一些一閃而過、諱莫如深的人物。國會議員、秘書、外交人員、商人、戴麵紗或不戴麵紗的夫人們，每個人都負有秘密的使命。插著外國國旗的高級轎車駛到這些旅館門前，從車上下來的是工業家、新聞記者、文藝界的名流，以及那些似乎隻是偶爾出來旅遊的人，但是他們每一個人幾乎都負有同樣的使命：要探聽到一些消息，刺探一些情報。甚至連引他們走進房間的門房和打掃房間的女仆，也都被逼著去乾偷看和監視的勾當。敵對的組織在旅館、公寓、郵局、咖啡館到處進行活動。所謂宣傳鼓動，一半是間諜活動；貌似友愛，實際是出賣，所有這些匆匆而來的人辦理的每一件公開的事，背後都隱藏著第二件和第三件事。一切都有人匯報，一切都有人監視。不管何種身份的德國人，剛一到達蘇黎世，設在伯爾尼的敵方大使館就立刻知道，一小時後巴黎也知道了。大大小小的情報人員每天都將真實的和杜撰的成冊報告交給那些外交人員，再由他們轉送出去。所有的牆壁都是透風的；電話被竊聽；從字紙簍的廢紙裡和吸墨紙的痕跡上重新發現每一條消息；在這樣群魔亂舞的混亂之中，到最後許多連自己都弄不清楚，自己究竟是獵手還是被獵者，是間謀還是反間諜，是出賣者還是被出賣者。
不過，在這樣的日子裡，隻有關於一個人的報告卻極少，也許是因為他太不受人注目吧。他既不在高級的旅館下榻，也不在咖啡館裡閒坐，更不去觀看宣傳演出，而是和自己的妻子徹底隱居在一個修鞋匠家裡，住在利馬特河後麵那條古老、狹窄而又高低不平的斯比格爾小巷裡的一幢房子的三層樓上，這幢房子就像舊城裡的其他房子一樣，有高高聳立的屋頂，構造結實，但一半由於天長日久，一半由於樓下院子裡那家熏香腸的小作坊，房屋已熏得相當黑。他的鄰居有：一個女麵包師、一個意大利人和一個奧地利男演員。由於他少言寡語，鄰居們除了知道他是俄國人和名字難念之外，別的也就不知道什麼了。女房東是從他的一日三餐的簡單夥食和夫婦兩人的舊衣著上看出他已離別家鄉流亡多年了，而且也沒有大筆的財產和做什麼賺大錢的買賣。這夫婦倆剛搬來住的時候，全部家當還裝不滿一個小籃呢。
利馬特河（liat），流經蘇黎世市區，入蘇黎世湖。
這一個身材矮小的人是那麼的不顯眼和生活得盡可能不引人注意。他避免交際，鄰居們很少能和他眯縫的雙眼裡銳利而又深沉的目光相遇，也很少有客人來找他。但是他每天的生活卻極有規律，上午9點鍾去圖書館，在那裡一直坐到12點鍾圖書館關門，12點10分準時回到家中，12點50分又離開寓所，成為下午到圖書館去的第一個人，然後在那裡一直坐到傍晚6點鍾。況且，情報人員隻注意那些喋喋不休的人，而不知道沉默寡言、埋頭書堆、好學不倦的人倒往往是使世界革命化最危險的人物，所以他們從來沒有為這一個住在修鞋匠家裡、不引人注目的人寫過報告。與此相反，在社會主義者的圈子裡，大家都認識他，知道他曾是倫敦的一家俄國流亡者辦的激進小刊物的編輯，是彼得堡的某個發音別扭的特殊黨派的領袖；不過，由於他在談論社會主義政黨裡的那些最有名望的人物時，態度生硬和輕蔑，並說他們的方法是錯誤的，又由於他自己顯得不好接近和完全不會通融，所以大家也就不太關心他了。有時候，他利用晚上在一家無產者出沒的小咖啡館召集會議，來參加的人至多不過十五到二十名，而且大多是年輕人。因此，人們對待這位怪僻的人，就像對待所有那些沒完沒了地喝著茶和爭論不休從而使自己頭腦發熱的俄國流亡者一樣，采取容忍的態度，但也沒有人去重視這個麵容嚴肅、身材矮小的人。在蘇黎世，認為記住這個住在修鞋匠家裡的人的名字——弗拉基米爾·伊裡奇·烏裡揚諾夫是重要的，不足三四十人。所以，假如在當時那些以飛快的速度穿梭於各個使館之間的高級轎車中有一輛車，偶然在大街上撞死了這個人，那麼世界上的人都不會知道他是誰，既不會知道他是烏裡揚諾夫，也不會知道他是列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