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閉的列車 • 二（1 / 2）
取道德國：行不行？
瑞士是處於意大利、法國、德國和奧地利的環抱之中。作為革命者的列寧要取道協約國是行不通的，而作為俄國的子民，即作為一個敵國的公民，要取道德國也是不行的。然而令人感到荒唐的是：威廉皇帝的德國卻要比米留可夫的俄國和普安卡雷的法國對列寧顯得更為友好熱情。因為德國需要在美國宣布參戰之前不惜一切代價同俄國媾和，所以，一個能在那裡給英國和法國的使節們製造麻煩的革命者，對德國人來說無疑是一個備受歡迎的幫手。
威廉二世（wilheli,1859—1941），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普魯士國王和德意誌帝國皇帝。雷蒙·普安卡雷（rayndoincaré,1860—1934），法國政治家，1913至1920年任法國總統。
但是，列寧以前曾在自己的著作中對威廉皇帝的德國進行過無數次譴責和抨擊，現在卻突然要同這個國家進行談判，邁出這一步，顯然要承擔不同尋常的責任。因為按照迄今為止的道德觀念，在戰爭期間得到敵國軍事參謀部的允許，進入並通過敵國的領土，這無疑是一種叛國行為。而且列寧也清楚地知道，這一行動從一開始就會使自己的黨和自己的事業遭到詆毀。他本人將要受到嫌疑，以為他是作為一個受德國政府收買和雇用的間諜被派到俄國去的；而且，一旦他實現了自己的立即媾和的綱領，那麼他將會永遠成為歷史的罪人，指責他妨礙了俄國取得真正的勝利的和平。所以當他宣布說，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他將走這條最危險、最足以毀壞名譽的道路時，不僅那些溫和的革命者，而且連大多數與列寧觀點一致的同誌，也都為之瞠目。他們急得不知所措地說：瑞士的社會民主黨人早已在著手談判，爭取通過交換戰俘這種合法而又不刺眼的辦法，把俄國革命者送回去。但是列寧知道，這將是一條多麼漫長的路，俄國政府將會為他們的返回蓄意製造各種人為的障礙，一直拖到遙遙無期。而現在的每一天，每一小時都事關重大，於是他隻得鋌而走險，決心去乾這種按照現有的法律和觀念被視為是屬於背叛的事，這樣的事，那些少具魄力和膽識的人都是不敢乾的。但是列寧卻已暗下決心，並且由他個人承擔全部責任，同德國政府進行談判。
協定
正因為列寧知道自己的這一步會引起轟動和攻擊，所以他要盡可能公開行事。瑞士工會書記弗裡茨·普拉廷受他的委托前去和德國公使磋商，向他轉達列寧提出的條件，這位公使在此之前就已和俄國流亡者進行過一般性的談判。現在，這個身材矮小、名不見經傳的流亡者好像已經預見到自己不久必能具有權威似的，根本沒有向德國政府提出什麼請求，而是向德國政府提出條件，說隻有在這樣的條件下俄國旅客才準備接受德國政府提供的方便，即承認車廂的治外法權；上下車時不得檢查護照和個人；俄國旅客按正常票價自己支付旅費；不允許以任何方式讓旅客離開車廂。羅姆貝爾格大臣把這些條件向上報告，一直呈送到魯登道夫，無疑得到了他的首肯，雖然在他的回憶錄中對這一次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或許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決定隻字未提。德國公使曾想在某些細節上做些修改，因為列寧故意把協定寫得模棱兩可，為的是不僅使俄國人，而且也讓同車的奧地利人拉狄克免受檢查，但是德國政府也像列寧一樣著急，因為就在4月5日這一天，美利堅合眾國向德國宣戰了，所以德國公使沒有如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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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裡德裡希（弗裡茨）·普拉廷（friedrich[fritz]tten,1883—1942），瑞士共產黨人，職業革命家，1912至1918年任瑞士社會民主黨書記，是1917年4月安排列寧從瑞士返回俄國的主要組織者，後參加第三國際工作。埃裡希·魯登道夫（erichludendorff,1865—1937），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德國最高統帥部軍需總監，同興登堡共享軍事指揮權，實為戰時第二號實權人物。卡爾·別隆加爾道維奇·拉狄克（1885—1939），生於波蘭的加裡西亞，20世紀初先後在波蘭、萊比錫、不來梅等地擔任社會民主黨報紙的編輯，1915年屬齊美爾瓦爾得左派，1917年到俄國加入布爾什維克，後於1937年被蘇維埃政權判處十年徒刑，服刑兩年後死去。
於是，弗裡茨·普拉廷在4月6日中午得到這樣一項有紀念意義的通知：「一切按所表示的願望進行安排。」1917年4月9日下午3點半鍾，一小群提著箱子、穿著寒酸的人從蔡林格霍夫餐館向蘇黎世的火車站走去。一共是32人，其中有婦女和兒童，在男人中隻有列寧、季諾維也夫、拉狄克的名字日後為世人所知。他們一起在那家餐館吃了一頓簡便的午飯，並且一起簽署了一份文件，他們都知道《小巴黎人》報上的這樣一條報道：俄國臨時政府將把這些經過德國領土的旅客視做叛國分子，所以他們用粗壯的直來直去的字體簽名，以示他們對這次旅行自己承擔全部責任和同意所有的條件。現在，他們默默地、堅決地踏上這次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行程。
格裡高利·葉夫謝耶維奇·季諾維也夫（1883—1936），1901年加入俄國社會民主工黨，1908年被捕，出獄後流亡國外至1917年4月。十月革命後任俄共（布）黨中央政治局委員，彼得格勒蘇維埃主席，第三國際（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1934年被開除出黨，同年被捕，1936年被處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