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伯斯庇爾：法國大革命的殉道者（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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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路人，不管你是誰，切莫為我的命運悲傷，要是我還活著，你就得死亡。」
以上這個看似是給司芬克斯的墓銘，卻屬於法國大革命中的風雲人物——馬克西米利安羅伯斯庇爾。勒費弗爾在《法國革命史》中寫道：「不言而喻，生活在大革命時代的人對他們經歷的恐怖永遠不能忘懷，他們的怨恨也傳給了他們的後代。」羅伯斯庇爾的名字似乎總是同恐怖一起出現，難道他一直都是恐怖主義者，是嗜血的魔王？他的軀體裡到底裝著什麼樣的靈魂！還是讓我們重拾那段激情而又沉重的歷史。
一、羅伯斯庇爾的早年生活對其思想的影響
1758年5月6日，馬克西米利安羅伯斯庇爾生於法國外省一個律師世家。他出生的時代，法國處於「太陽王」的孫子路易十五的統治下。森嚴的等級製度如同種姓一般將法國各界成績個獨立的社會；第三等級的財富被特權階級肆意詐取，上層的奢靡和黷武將法國一次次推向財政破產的邊緣；「太陽王」為法國贏得的榮光的餘輝不久後也在「七年戰爭」中消失殆盡；隨著俄國和普魯士的興起，法國無可挽回地失去了歐洲大陸的優勢。
羅伯斯庇爾的家族如同當時的法國一樣衰落了，母親過早因難產去世和父親不久的離家出走給馬克西米立安幼小的心靈蒙上了一層揮之不去的陰影，也造成了他一生孤僻的性格。羅伯斯庇爾一直給人以不甘落後處處好勝，喜歡出風頭，語言刻薄不留情麵，妄自尊大自命不凡的印象。他有很幸運，11歲時得到了一筆獎學金得以到巴黎路易學校學習，他生活窘困但學習刻苦，1781年獲得巴黎大學法律碩士學位，然後回到家鄉阿圖瓦省法院當律師直到1788年，不可否認羅伯斯庇爾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改變命運。
巴黎的學習對羅伯斯庇爾的影響很大，可以說是活躍的的巴黎帶給他活躍的思想，活躍的思想點燃了他叛逆的火種。羅伯斯庇爾11歲開始接受法學的教育，深受洛克、孟德斯鳩及盧梭的影響，尤其是盧梭。盧梭向往一個維護私有製，沒有貧富差別，沒有等級有充分自由的小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可能都是出生於資產階級的下層，都經歷過艱辛困苦的生活，使兩者的思想更容易接近。後來羅伯斯庇爾在紀念盧梭的獻詞中寫道：「我願踏著您那令人肅敬的足跡前進，即使不能流芳百世在所不惜；在一場前所沒有的革命為我們開創的艱險事業中，如果我能永遠終於您的著作給我的啟示，我將感到幸福。」2從羅伯斯庇爾在法國大革命中的言行來看，人們可能會認為他是在實現兩個人的平均夢。羅伯斯庇爾大學畢業後從事律師的職業並積極幫助無助的普通人，這使羅伯斯庇爾對「法」產生了特殊的情感。當看到法國的國王可以用「密劄」對法律的神聖進行褻du，當看到第三等級的不到法的保護而被封建特權所欺淩時，羅伯斯庇爾深深感到要建立一個真正的法律原則，要維護法律神聖地位的迫切。資產階級迫切要求建立一個公平公正能得到保護的競爭環境，小生產者也迫切要求法律能夠對弱者進行支持，法的作用不應當僅僅是特權階層受益，它應該帶有社會性。 法國和其他西方社會一樣是基督教占統治地位的，基督教是認為人性本惡，因此人們對人治是不信任的，所以西方人希望建立一種能約束人性「惡」的工具，於是建立了一中普遍的規範對人進行約束，最後這種規範進一步形成了「法」，羅伯斯庇爾也不會脫離這一傳統思想的影響。加上，羅伯斯庇爾在啟蒙思想家的著作吸取了自然法的精神，於是他認定是法律精神規定了人生來而且是始終是自由平等的，這是人生來的權利是無法剝奪的，因此他義無反顧地為自由平等能在法國得到實現而鬥爭。
二、羅伯斯庇爾對待恐怖的態度及轉變
羅伯斯庇爾認為「法」賦予每個人的權利是平等的，因此一個人無權隨意剝奪另一個人的權利除非它享受了超越「法」規定的限度，而這種剝奪也應該通過合法的途徑進行。有如此思想的人絕對不可能是冷酷無情的，絕對不可能在短的時間內成為暴力的支持者。而羅伯斯庇爾就是一個「珍愛人類鮮血的人」，一直以來他就是恐怖的反對者。羅伯斯庇爾沒有參加巴黎人民第二次及第三次武裝起義，沒有參與「九月屠殺」，盡管人們都認為在這幾次實踐中他扮演的是鼓動者的角色，是他在積極激起人民心中的憤怒，是他在唆使人民犯罪。但是在1792年9月2日的「九月屠殺」中丹東是司法部長；吉倫特派的重要人物羅蘭表示對此事的遺憾但又認為是無能為力的。羅伯斯庇爾是一個無行政職務的人，他無力阻止群眾的自發行動，除了表示遺憾還能做些什麼？羅伯斯庇爾在群眾中所謂的「煽動性宣傳」，隻是為了讓群眾知道事實的真相，隻是盡一個議會代表對選民負責的義務，他無法控製如此眾多的群眾的思維。羅伯斯庇爾沒有違法他一貫的法製主張，在這次行動中人民針對的對象是封建的反動勢力，他們正是危害社會公共規範的人應該受到製裁，雖然羅伯斯庇爾無法使他們在法庭得到法的製裁，不過人民執行了這一權利表現的是公共意誌。羅伯斯庇爾之所以避免卷入此事，主要是血腥的行為畢竟是不人道的，他當時還沒有勇氣去麵對。但這一次使已經深知群眾力量的羅伯斯庇爾對人民的力量有了更深層次的認識，他感到了人民力量中的危險因素，他應該把這中危險轉移到反動勢力的身上。而羅伯斯庇爾對兩次人民武裝起義的漠視，主要是擔心內部的鬥爭會削弱同盟的力量和加速同盟的分化，且他也不希望將法國一次次推進鮮血之中。
然而如此一個親善的人卻由於外界的重壓而被迫走上恐怖道路的。當1792年8月開始執政的吉倫特派雖然竭力推行穩定法國的的措施，他們積極對反法同盟作戰但沒有對外取得決定性的勝利，對內企圖繼續打擊保皇黨勢力並推行斐揚派的土地改革政策，但是拒絕人民要求最高限價的呼聲而力圖維持自由經濟政策，但一係列措施沒有取得應有的效果法國依舊在貧困和外敵入侵之中。吉倫特派無力挽救社會危機，人民隻能再去尋求一個統治者，於是激進的雅各賓派被推到了法國革命的最前沿。
雅各賓派執政時情況是極為危機的。由於王黨分子和吉倫特派的都希望奪回失去的政權而導致全法國的83個郡有60個發生了叛亂，尤其是旺代的王黨分子挑唆當地的農民進行的起義一直得不到控製；不甘失敗的反法同盟一麵繼續支持流亡得法國王黨分子一麵又攻入法國境內，英國則在海上對法國進行了封鎖；同時法國國內的經濟狀況極為惡化，失業人員激增，食品等生活必需品極為匱乏，物價飛漲，紙幣不斷貶值，人民為了迫使當局實行最高限價不斷進行武裝示威，激進的忿激派、巴黎公社以及內部的埃貝爾派都要求雅各賓派實行恐怖統治。以羅伯斯庇爾、丹東為首的雅各賓派領袖們認識到在當時的情況下如果不采取恐怖的統治政策，那麼法國革命的勝利果實必將失去，資產階級的領導權必將失去，吉倫特派和斐揚派的的政策都暫時無法滿足革命形勢的需求，那麼在非常時期就隻能采取非常的手段。不是雅各賓派選擇恐怖，而是恐怖選擇了雅各賓派！
三、羅伯斯庇爾與危急中的法國
恐怖統治包含政治和經濟兩個方麵，即政治上的的恐怖政策和經濟上的「統製經濟」。羅伯斯庇爾作為一個中下層的資產階級革命家深知自由經濟對於資產者、對於資本主義發展的重要性，他反對的是違反市場經濟原則的囤積居奇和投機倒把。但是因為「祖國在危急中」，雅各賓派領導人清醒的認識到隻有盡可能的集中有限的財力物力，盡可能的滿足人民的限價要求，才能對內鎮壓封建反革命，對外打敗反法同盟，否則當封建勢力反攻倒算時很多資產者將一無所有。至於政治上的恐怖是以革命的恐怖對付反革命的恐怖，這在當時反革命氣焰囂張的時候完全是必要的，對敵人的仁慈就是宣判自己的死亡。正是因為羅伯斯庇爾和丹東清楚恐怖是形勢所逼的暫時行為，所以他們才敢大膽的同意恐怖的開始，一旦形勢好轉恐怖就會停止，因為恐怖的目的在於恢復秩序和營造符合資本主義發展的環境並實現《人權宣言》中的承諾。他們對於恐怖唯一要做的是控製恐怖的發展，使恐怖不要超過資產階級的控製範圍。例如，1793年9月人民的起義迫使雅各賓派實行全麵恐怖後不久，代表下層人民的忿激派領導人雅克·;盧就因為提出了過分激進的主張被羅伯斯庇爾扔進了監獄，同時忿激派也被鎮壓。
1793年9月15 日法令重申了穀物和麵粉的最高限價，9月29日法令又規定了對各種生活必需品的「普遍最高限價」以及工資的最高限價。但救國委員會隻是迫於需要才推行統製經濟的。資產階級對於限製經濟自由的國營化充滿了敵意。統製經濟對救國委員會來說隻能是一種保衛國家和革命的權宜之計。3
同年9月17日頒布了《懲治嫌疑犯條例》，這成為了恐怖政策的代表性法令。此法令的頒布的確使反革命分子心驚膽戰，但內容含糊不清使人在理解和執行中容易出現偏差，打擊麵不僅限於嫌疑犯而且包括可能是嫌疑犯的人，法令中不僅打擊反革命分子而且還要牽連家屬，加上形勢危急處理難免草率難免會出現擴大化。到1794年5月，全國被捕的嫌疑犯總數超過30萬。4很難想象如果當時法國擁有如此眾多的反革命嫌疑犯，封建勢力沒有復辟成功！
雅各賓派似乎一開始就無法控製住局勢了，巴黎的斷頭台似乎格外的忙碌，每天都有被革命法庭宣判死刑的反革命叛國者被送上斷頭台，這個法庭隻要一經宣判就不得上訴，在這個法*被告失去了一切的權利像一隻羔羊一樣任人宰割。羅伯斯庇爾、丹東對此都是無能為力的，他們隻能盡可能少使人在巴黎上斷頭台，為了安撫民眾，征得他們的支持犧牲人類的鮮血是必要的。在恐怖一開始就有如此多的鮮血，人民的瘋狂是重要的因素。從一開始，群眾的懲罰行動中便夾雜著公報私仇的成分。5無可否認，當人民看到過去騎在自己頭上的老爺夫人們在自己手中結束生命無疑是一大快事，也使他們產生了雅各賓派是他們的救世主的錯覺。
如果說羅伯斯庇爾從一個溫和派在經過四年革命的洗禮後成為一個暴力革命者，那麼至少在一開始他的心裡還存有對人類生命的珍愛。1793年10月國民公會被清洗了，有136名吉倫特派及其支持者被開除，其中不少人可能會以叛國通敵的罪名處死，但羅伯斯庇爾據理力爭認為隻應該處死首惡分子，從而挽救了63條生命，但這卻成為埃貝爾派指責羅伯斯庇爾對革命動搖的口實。當然在這一事件中羅伯斯庇爾也表現出冷酷無情、殘忍以及用肉體消滅的辦法對付持不同政見者。如果說處死瑪麗·;安東內特是為了取悅人民的話，那麼把布裡索、維尼奧、羅蘭夫人、巴伊、巴納夫等一大批法國大革命中的卓越領導人推進斷頭台則屬殺害持不同政見的同誌。如果這些領導人的罪名成立，那麼法國人民是在一群叛徒、反革命、賣國賊野心家的領導下開始並取得了法國大革命的極大勝利！難怪丹東從一個興奮萬分的農民那裡得到布裡索等22人被處死的消息時會感到雙重的悲哀。不幸的是不久以後，布裡索的命運就降臨到丹東和埃貝爾等人的頭上。從肉體上進行消滅無疑是最簡單最徹底的，當然羅伯斯庇爾也免不了成為斷頭台下的主角。
由於缺乏對恐怖執行者的限製，恐怖特別是在政治上逐漸變得瘋狂起來。大權在握的特派員隨心所欲的主持恐怖。611月7日富歇和科羅·;德布瓦來到裡昂進行了大規模鎮壓，處死1667人，斷頭台不夠，還輔以步槍排射。7截至9月份，260名被送到革命法庭的人犯中有66名被處死刑約占1/4。8在1793年的最後三個月裡，395名被告中被判死刑的有177名，占45%。1793年8月底，被拘於巴黎個監獄的囚犯有1500人，到10月2日增到2398人，到12月21日有猛增到4525人。9盡管恐怖出現了擴大化，但恐怖政策的確起到了嚴厲懲治敵人，震懾反革命勢力的作用。這正如聖茹斯特所說的：「……但是在人民和敵人之間除去寶劍外，沒有任何共同之處。對於那些不能用正義來管理的人，必須使用鐵棍來統治。」10盡管死者中有許多不明真相的群眾，但正如勒費弗爾說的：「但我們應該理解，在這場鬥爭中，背叛者比原來的敵人更難得到寬恕。」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