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賢相治國術（1）——初登相位（1 / 2）
寧康元年(373年)七月，一代梟雄桓溫去世，終年六十二歲，一個令東晉朝野與司馬氏皇室感到恐怖、畏懼的時代結束了。東晉的朝政格局，麵臨重新洗牌，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
而接下來，東晉朝廷即將迎來一個嶄新的政治清流時代，那就是屬於謝安以及陳郡謝氏家族的時代。直至太元十年(385年)謝安病逝，這十二年間，晉室江山與江左政權的命運，將與謝安緊密地聯係在一起。
在謝安主政東晉國事的十二年時間裡，可以說是自東晉立國以來，政治最為清明、社會最為穩定、民生最為安康的十二年。一方麵，謝安尊奉皇室正統地位，廣行德政，積極發展民生，致力經濟改革，又巧妙地平衡朝上的各種政治勢力，一舉扭轉了東晉朝廷多年以來因為黨爭、兵禍、內耗而導致的頹勢，使得整個國家出現了難得一遇的中興局麵；另一方麵，謝安則積極加強戰備，選拔將領，並組建了當時的天下第一勁旅「北府兵」，為日後東晉「淝水之戰」的勝利奠定了絕對的軍事基礎。
那麼，謝安是如何一步步成為晉室朝廷中獨一無二的首席宰輔重臣？他又是如何施展自己的治國韜略，使得原本滿目瘡痍的晉室江山，呈現出一片欣欣向榮的中興盛況？
伴隨著一代權臣桓溫的去世，東晉朝廷迎來了一個全新的歷史時期。當時，東晉的朝政格局，麵臨重新洗牌，最大的問題就是朝廷今後該何去何從？是繼續任由桓氏一族獨攬大權，一手遮天，還是啟用其它新興的政治力量。
很顯然，東晉朝廷在桓溫死後，已經徹底拋棄了桓氏一族，不可能繼續讓桓氏一族把持朝政。為什麼？因為，此時的東晉王朝，已經是內憂外患，舉步維艱。桓溫權傾朝野二十餘年，壓製了東晉司馬氏皇室二十多年，加之又操縱廢立、大肆誅戮異己，致使晉室皇權旁落，宗室暗弱。與此同時，又因為桓溫長期以來窮兵黷武，三次北伐，尤其是第三次北伐的失敗，消耗了東晉大量的國力，幾乎折損了東晉朝廷主要的軍事力量。針對朝廷眼下的艱難時局，亟需一位有魄力、有擔當的能臣賢相，挺身而出，大刀闊斧地整頓國事，改革朝廷積弊，來挽救已經呈現衰敗之勢的晉室江山。所以，大勢所趨，謝安注定要走到歷史前台，承擔起讓國家走出數年困境的歷史使命。
從寧康元年(373年)到太元二年(377年)，短短五年的時間，這是謝安人生事業的巔峰時期，也是謝安仕途上的「高峰期」。他的上升空間與發展速度異常飛快。在這五年內，謝安可以說是「一路開掛」，一路飆升，最終成為了整個東晉朝廷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一國宰輔、政府首腦，軍政大權集於一身，成為了一個國家的實際掌舵者。
早在桓溫在世的時候，那個時候，謝安便已官至吏部尚書，掌管吏部政務，也算是朝中一位舉足輕重的朝廷重臣。不過，他真正位極人臣，真正讓他成為東晉朝廷名副其實的政治領袖，還是從寧康元年(373年)截至到太元二年(377年)的這五年時間。
桓溫死後僅僅兩個月，也就是寧康元年(373年)九月，謝安就迎來了自從就任吏部尚書一職以來的第一次升遷，第一次工作調動。朝廷任命謝安出任尚書仆射，加後將軍職銜，總領吏部事務。而原先的尚書仆射王彪之則升任尚書令，作為尚書台的最高行政長官，二人共同執掌尚書台，輔佐朝政，參與重要國事決策。
尚書台是當時中央政府的最高行政機構之一，尚書令是尚書台的最高行政長官，下設尚書仆射一人，秩祿六百石。所以，尚書仆射相當於尚書台的二把手。一般情況下，如果尚書令不在，尚書仆射可以代替尚書令，處理政務。
故而，謝安出任尚書仆射，成為中央最高行政部門的二把手，同時又兼管吏部政務，這是他走向宰相之位的第一步與起點。這個時候，謝安正在逐步向最高權力核心邁進，也在逐漸接觸到最高權力核心。
謝安升任尚書仆射兩年之後，寧康三年(375年)五月，謝安又兼領揚州刺史，並加侍中之銜，獲得了一方州牧方鎮之權。想當初，升平三年(359年)，謝萬北伐兵敗，被朝廷削官奪職，廢為庶民，謝氏家族失去了自謝尚、謝奕時好不容易獲得的方鎮之權。謝安之所以在一年後選擇出仕，正是因為謝氏家族失去了豫州權柄，謝安要讓謝氏家族重返朝堂，重新獲得方鎮之權。
如今，謝安兼領揚州刺史之職，這是繼謝萬被廢後，謝氏家族再一次獲得了一方州牧方鎮之權。而且，揚州在當時隸屬於京畿管轄地區，是一塊極其重要的戰略要地，所以，陳郡謝氏由此便紮根於揚州。單從這一點來看，謝安當初計劃將謝氏家族重新推回朝堂的重任，現在已經總體完成了。
同時，朝廷除了讓謝安兼領揚州刺史，還給予了他一項獨有的特權，文獻記載，「以甲仗百人入殿」。這是一項連桓溫生前都不曾擁有的特權，就是上朝的時候，可以隨身帶領百人的甲仗護衛。
然而，朝廷敕封謝安為揚州刺史、侍中的詔書墨跡未乾，謝安新的任命又下來了。僅僅過了一年之後，謝安又再一次獲得了升遷機會。而這次升遷，代表著謝安真正意義上成為了東晉朝廷的百官之首、一國宰相，真正掌控了朝廷的軍政大權。
太元元年(376年)正月，這一年孝武帝司馬曜開始親政，謝安晉升為中書監、驃騎將軍、錄尚書事。根據《晉書·謝安傳》的記載，謝安「固讓軍號」，在朝廷授予的三個重要官銜中，謝安隻接受了中書監和錄尚書事的任命，而堅決推辭了驃騎將軍一職。
驃騎將軍是僅次於大將軍的重要軍職，金印紫綬，位同三公，西漢戰神霍去病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驃騎將軍。謝安一代文臣，從未親自領兵作戰，他清楚，如果自己領受了驃騎將軍，將會誤國誤民，他顯然不能勝任驃騎將軍一職。所以，謝安向朝廷推辭了驃騎將軍的任命。
至於中書監一職，其職權與中書令一樣，可是位次卻高於中書令，負責執掌機要政務，其實也就是相當於事實上的宰相；而錄尚書事則是一個名號，是朝中重臣總領朝政的象征。三國、兩晉、南北朝，凡是在朝輔政，執掌朝政的重臣都擁有著錄尚書事的名號。所以，謝安晉升中書監、錄尚書事，標誌著他已經成為了東晉朝廷上公認的、事實上的宰相，成為了江左政權的實際掌舵者。
在謝安晉升中書監、錄尚書事的第二年，太元二年(377年)七月，朝廷又加封謝安為司徒，位列三公。並且，又賜予了謝安一項政治特權，「後軍文武盡配大府」，允許謝安可以自行在司徒府邸中任命文武屬官，這是歷朝歷代所有三公重臣都一致擁有的特權。
可是，謝安依舊向朝廷推辭了這項特權。他始終明白自己的立場，自己的身份。作為大晉朝廷的三公宰輔、國家柱石，他不能像王敦、桓溫那樣目無君上，淩駕於皇權之上。謝安要時刻提醒自己，自己的身份是臣子。
不過後來，朝廷再次加封謝安為侍中、都督揚、豫、徐、兗、青五州及幽州燕國諸軍事、假節。至此，謝安徹底掌握了東晉朝廷的軍政大權，成為了東晉朝廷新一屆的政治領袖。
這位當初高臥東山二十餘載的士林領袖、風流名士，如今成為了江左朝野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三公宰輔，登上了人生事業的黃金巔峰時刻。謝安，完成了陳郡謝氏家族自祖父謝衡以來，謝家三代人為之奮鬥的宏願，讓謝氏家族成為了一個名震江左的第一政治士族，而謝安本人的名字，也從這一刻起，亦將永載史冊，青史留名！
截至到太元二年(377年)七月，短短五年的時間，謝安就完全取代了桓溫生前在朝中的地位，成為了東晉朝廷新一位的實際掌舵者。不過，與桓溫不同，這次東晉的掌舵者，不是殺人盈野的野心家，而是一位可以濟世安民，心懷蒼生的一代賢相。
從此，東晉朝廷的命運，將與謝安緊密地聯係在一起。作為這個風雨飄搖的江左政權的實際掌舵者，謝安有責任讓這個滿目瘡痍的國家，重新煥發生機，走出當前衰敗的頹勢。因為歷史選擇了謝安。
在成為東晉名副其實的政治領袖後，謝安接下來便是帶領大晉子民走出衰朽，走向中興？那麼，謝安該從哪個方麵入手呢？
對於初登宰相之位的謝安來說，他所麵臨的阻力還是不小的。甚至可以說，謝安當時的情況是千頭萬緒。當時的東晉王朝，內憂外患，積重難返，問題相當多，也相當復雜。至於是什麼樣的內憂外患，後麵的篇幅會詳細寫到。因此，初登相位的謝安，他認為，朝廷下一階段的工作重心，就是要逐漸扭轉東晉朝廷二十餘年積壓的衰敗頹勢，如何引領滿朝文武共克時艱？
在謝安看來，針對晉王朝目前的國家困境，眼下最迫切的就是兩個字：穩定。這兩個字對於此時的東晉來說至關重要，因為晉廷剛剛擺脫了桓溫專擅朝綱的壓迫，再也經不起任何折騰了。
所以，謝安的策略是先求穩定，再圖發展，隻有保證了朝廷內部的安穩，才能進行更加有魄力的改革。他很清楚，如今，朝廷再也經不起任何內耗，需要一個暫時的、安穩的過渡時期，休養國力，恢復元氣。
那麼，應該如何讓朝廷進行一個短暫的休養生息呢？當時朝廷的情況是這個樣子，桓溫剛剛去世，孝武帝司馬曜尚且年少，目前還不具備獨自親政的能力與年齡，東晉朝廷這個時候處於一段非常迷茫的徘徊時期。
謝安覺得，必須要打破這種迷茫、徘徊的現狀，讓這個龐大的國家機器盡快回到正常的運轉上。所以，謝安想到了一個在那段時期的情況下，還算比較周全的辦法，他認為，有必要恭請褚太後第三次臨朝聽政。
根據《資治通鑒》的記載，「謝安以天子幼沖，新喪元輔，欲請崇德太後臨朝」。在桓溫剛剛去世一個月後，謝安就已經萌生了請褚太後再次臨朝聽政的想法。褚太後與謝氏家族的關係，十分親密，崇德太後褚蒜子的母親謝真石，正是謝安大伯謝鯤的女兒，她的舅父則是謝安的堂兄謝尚。所以，論輩分，謝安應該算是太後的表舅，是太後的長輩。謝安當初東山再起，估計有一部分原因，是因為褚太後與謝氏家族的特殊關係。可以說，太後臨朝，對於謝家而言，是讓它們整個家族在朝中擁有了一道重要的政治屏障。
當然，謝安請太後再度臨朝，不僅僅是因為褚太後與謝氏家族的關係，可以作為謝氏家族在朝中的政治後盾。另一個方麵，在謝安看來，此時請太後臨朝，起碼可以暫時緩解因為皇帝年幼而朝政動盪的局麵，至少能為朝廷贏得一段時間的安定。
可是，對於謝安奏請褚太後第三次臨朝聽政的提議，朝中卻有人提出了異議，誰呢？他就是「三駕馬車」之一的王彪之。王彪之認為沒有必要請太後出來臨朝聽政，他給出的理由是這樣的：
前世人主幼在繈褓，母子一體，故可臨朝；太後亦不能決事，要須顧問大臣。今上年出十歲，垂及冠婚，反令從嫂臨朝，示人君幼弱，豈所以光揚聖德乎！諸公必欲此行，豈仆所製，所惜者大體耳。(《資治通鑒》)
王彪之為什麼認為褚太後沒有必要出來臨朝聽政？他的理由是，歷朝歷代，太後臨朝聽政，都是因為皇帝處於繈褓幼沖的狀態，一點處理政務的能力都沒有。可是，咱們皇帝即位的時候都十一歲了，況且，皇帝馬上就要行婚冠之禮了，說明皇帝就要成年了，所以沒有必要請太後出來臨朝聽政。
王彪之的話，自然有一些道理。當時是寧康元年(373年)八月，桓溫剛剛去世一個月，王彪之還是尚書仆射，謝安的官職也還是吏部尚書，尚未升任尚書仆射。可是，謝安此時在朝中已經有了足夠一錘定音的話語權了。雖然王彪之是出於對皇帝年齡的考慮，但是他僅僅是站在局部考慮問題。而謝安則不同，他是著眼於大局考慮，不僅是立足當下，更是放眼將來，謝安有他自己的想法。
謝安著眼的大局是什麼呢？如果不請太後臨朝，那麼，少不更事的小皇帝，一定會再次重用桓氏一族。雖然，桓氏如今的當家人桓沖，不像他的兄長桓溫那樣狼子野心，對於晉室社稷造不成多大的威脅。可是，桓氏一族，畢竟壓製了東晉皇室二十多年，東晉皇室對桓氏一直心有餘悸，留下了嚴重的心理陰影。想想當初桓溫為了清除障礙，殺了多少宗室朝臣，鮮血幾乎染遍半個朝堂。東晉皇室至今想起來，也是膽戰心驚。可以說，桓溫曾經的所作所為，成為了東晉司馬氏皇室永遠揮之不去的噩夢。
如果再次啟用桓氏，非常不利於當前朝局的安穩。而且就以後的發展來看，桓氏一族已經不適合繼續執掌中央權柄。這就是謝安為什麼要請褚太後再度臨朝的原因了，足見謝安是以一種「窺一斑而知全豹」的眼光看待問題，是著眼於朝政大格局出發的，《資治通鑒》中是這樣記載的：
安不欲委任桓沖，故使太後臨朝，己得以專獻替裁決，遂不從彪之之言。
在謝安的力排眾議與堅持之下，寧康元年(373年)八月，崇德太後褚蒜子第三次臨朝聽政。一個月後，也就是這一年的九月份，謝安升任尚書仆射，與尚書令王彪之共同輔佐朝政，匡正幼帝。
謝安與王彪之是當時東晉中央政府最高行政部門「尚書台」的一號、二號人物，也是當時在朝輔政的兩位主要人物。而且，謝安、王彪之兩人是多年的黃金搭檔，無論是當初共同粉碎桓溫意圖篡奪晉室江山的奪權陰謀，還是如今二人共同在朝輔政，執掌尚書台政務。謝安和王彪之都是心有靈犀，配合相當默契。
況且，王彪之比謝安要年長許多，太元二年(377年)，王彪之去世的時候，享年七十三歲。所以，王彪之在朝中可以稱得上德高望重。同時，王彪之又是有晉一代一位著名的能臣，簡文帝司馬昱曾經這樣評價王彪之，將王彪之比作西漢初年的開國元勛張良、陳平這樣的人物：
果如君言。自頃以來，君謀無遺策，張(良)、陳(平)何以過之！(《晉書·王彪之傳》)
謝安與王彪之這位老大哥，一直以來都是配合默契，各有分工。每次遇到什麼重大的軍國政務，需要兩位尚書台的正副長官進行決策時，一般都是謝安給出個具體方案與意見，而王彪之最後拍板。也就是謝安負責拿主意，王彪之則負責下決心。所以，謝安、王彪之兩個人就是東晉的「房謀杜斷」，謝安就是房玄齡，而王彪之則是杜如晦。謝安曾經這樣評價自己的這位黃金搭檔王彪之：
朝廷大事，眾所不能決者，以谘王公，無不立決。(《資治通鑒》)
可能有人會感到奇怪，當初，朝廷輔政格局「三駕馬車」的另一位王坦之，這個時候為什麼突然銷聲匿跡了呢？作為謝安最為親密的「革命戰友」，他與謝安既是摯友，又是曾經榮辱與共的盟友。如果沒有他們二人的通力合作，根本不可能粉碎桓溫的篡權陰謀，挽救晉室江山。而且，在東晉歷史上，王坦之也是一位著名的名臣，《晉諸公別傳》中是這樣評價王坦之的：
坦之器度淳深，孝友天至，譽輯朝野，標的當時。
因此，謝安與王坦之，堪稱當時江左朝野中最傑出的兩位國家柱石之臣。如今，卻將王坦之排除在權力中心以外，顯然讓人覺得匪夷所思，未免有些過河拆橋的感覺，認為謝安有些不太地道。
話還真不能這樣講。其實，在桓溫去世後的很長一段時間內，王坦之與謝安、王彪之一樣，也是位列輔政大臣的序列之中。寧康元年(373年)十一月，王坦之升任中書令，領丹陽尹之職，在朝中與謝安、王彪之共同輔佐年幼的孝武帝。
可是，時間一長，這對曾經親密無間，並肩戰鬥的盟友，卻在朝廷的大政方針上產生了分歧。謝安和王坦之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麵呢？與王彪之與謝安的爭議一樣，主要還是關於褚太後第三次臨朝聽政的問題上。
王坦之認為，皇帝雖然年幼，可畢竟已經十一歲了，而且馬上就要行婚冠之禮，即將成年，實在沒有必要請太後再次臨朝。朝中有像我們這些經驗豐富的宰輔重臣，輔弼幼主，就可以了。
然而，謝安是從朝廷的長期戰略規劃出發，著眼於大局考慮。王坦之目前的想法，顯然與朝廷的當前局勢與長期發展，背道而馳。所以，謝安認為，王坦之如今的思維，已經跟不上朝廷發展的步伐了，已經不適合繼續留在中央政府輔政了。在這種情況下，王坦之調離京師，已經是板上釘釘的事情了。
寧康二年(374年)二月，也許是在謝安的力薦下，也許是王坦之本人的要求，這一年的二月，王坦之被調離京師，出任都督徐、兗、青三州諸軍事、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出鎮廣陵。
朝廷讓王坦之在地方掌管徐州、兗州的二州軍政大權。其中，徐、兗二州刺史是日後謝玄組建「北府兵」時所擔任的要職，而廣陵也是謝玄指揮「襄陽之戰」時的北府兵駐軍之地。這也許就是歷史的巧合。
在王坦之調離京師，出鎮廣陵的同時，朝廷又下達了一道詔令，以謝安總領中書政務，謝安等於是取代了王坦之原先在朝中的中書令職權，成為了不掛「中書令」之銜的中書令。王坦之在離京前往廣陵赴任之前，他特地給年幼的孝武帝上了一道奏表，希望皇帝今後在軍國大事的問題上，可以多聽取謝安、桓沖的意見，並且將謝安和桓沖比作是西漢的霍光、本朝的丞相王導：
昔肅祖崩殂，成康幼沖，事無大小，必諮丞相導，所以克就聖德，實此之由，今仆射臣安、中軍臣沖，人望具瞻，社稷之臣。愚謂周旋舉動。皆應諮此二臣。二臣之於陛下，則周之旦奭，漢之霍光，顯宗之於王導。(《晉書·王坦之傳》)
客觀地說，謝安從來不是一個貪戀權位之人，他心中從來沒有個人私欲。謝安主政東晉的十二年，一直秉承一個原則，那就是在朝中從不結黨營私，從不黨同伐異，努力維護朝政的安穩。所以，謝安讓王坦之離京外任，完全不是為了權位，不是如同桓溫那樣清除異己。謝安此舉，是真正為國為民，出於對朝廷安穩的全局考慮。而王坦之也不是一個心月匈狹窄之人，讓他離開京師，他沒有絲毫不滿，而且還向小皇帝力推謝安。所以，謝安、王坦之的這種行為，堪稱是典型的君子之風，不為權欲私利，隻為國家社稷。從王坦之離開京師後的種種表現就能看出。
王坦之在調離京師之後，雖然遠離了權力中心，而謝安此時在朝中輔政，但是這並未割斷二人的友誼與交情。出鎮廣陵期間，王坦之與謝安，經常書信往來，保持著很好的聯絡。第一章提過，謝安酷愛音樂，王坦之曾經寫信規勸謝安，謝安回信反駁，於是兩人以莊子「濠上觀魚」為引子，展開了精彩的論戰，這就是發生於王坦之出鎮廣陵的期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