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0章 醫門戶分於元章（2 / 2）
「好，好，好！」說通了儒士的榆木腦袋，皇帝也倍感高興，「孟頫啊，記住了，學文化，不是隻為了效忠朕，而是為了造福百姓。所以，你們這些儒士啊，不能老想著恢復科舉，你們這樣做，豈不是為那些一心想升官發財的人打開方便之門了麼！」
「是，是，陛下說的甚是！」
趙孟頫回去後趕緊召集人馬，籌辦社學之事。很快，便草擬好了一個設立「社學」的章程來，呈報給皇帝批示。
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皇帝下詔曰：「勸農立社，社長專以教勸農桑為務……社長宜獎勤罰惰，催其趁時耕作，仍於田騰樹牌代，書某社某人地段。社長以時點視……每社立學校，擇通曉經書者為學師，農隙使子弟入學。如學文有成者，申復官司照驗。」
隨著詔書下發的，還有集賢院[相當於教育部]的一份《社學教條》。
這份《教條》，不僅要求各學校遵照執行，而且還要求各州府等時常視察並考核各縣社學，分別予以獎懲，務使教條都能切實施行。
其主要內容翻譯成現在的話說，如下：
一、將道德教育擺在首位，以培養少年兒童懂得並遵行「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為社學教育目標。
二、批判了當時傳統的課程、教育原則和方法。指出當時的施教者對學生隻知嚴加管束而不是曉之以理；隻要求學生死讀書而不培養他們明辨是非的能力，這是違背教育規律的。特別是體罰學生，「鞭撻繩縛，若待拘囚。」使得學生「視學舍如囹獄而不肯入，視師長如仇寇而不欲見」。
三、提出了新的教育原則。指出對兒童的教育要符合兒童的生理、心理特征，使兒童在學習中獲得成功和鼓勵，在愉快而不是壓抑的環境和心情下學習，少年兒童才能獲得學習的動力並不斷進步。
四、提出社學日課表。社學「每日功夫，先考德，次背書誦書，次習禮或作課仿，次復誦書講書，次歌詩。」
五、主張授書課的教學上「貴精不貴多」。「能二百字者，止可授以一百字」。使學生精神有餘，「無厭苦之患而有自得之美」。
【二】《儒醫之門》紀曉嵐格言
儒之門戶分於宋，
醫之門戶分於金元。
醫者，仁術也；儒理，愚術也。
鐵穆耳繼位後，更是大力興辦社學。
大德三年[1299年]，成宗皇帝派趙孟頫來江浙省任儒學提舉，就是對前階段開設的社學進行一次大檢驗。在江浙行省實施了元朝建國以來第一次「童子試」，並提拔舉薦聰悟絕倫之資的少年進入官辦的府、州、縣學繼續深造。
考試之前，一些縣尹[縣長]來找趙孟頫說：「能否取消『醫學社』的《四書》考試，隻考《孝經》、《小學》及專業科目。」
趙孟頫笑道：「你們的『醫學社』已經取消了《五經》科目，怎麼還嫌多，連《四書》也不學了？」
「哎呀，趙大人吶，你可不知道，醫學的科目太多，哪有時間看那些與專業無關的書籍？我是怕，萬一考《四書》科目的話，我縣恐怕將無人進入『書院』[市級中學]深造的。」
「這我做不了主，等我上個折子，請示聖上吧！」
趙孟頫隨即擬了一個折子，呈報給皇上。
很快，皇帝的聖旨就下來了，把趙孟頫是好一頓大罵！
詔書上說：
所有的醫學生要學習《素問》、《難經》、《仲景叔》和《脈訣》之類，亦須通《四書》。務要精通，不精通者禁止結業，不得行醫……務要成才，以備試驗攫用，實為官民便益。
成宗皇帝認為：醫者通掌刑命之官一樣性命枚關，所以對於醫學生員的要求要嚴格控製，除去要熟讀正人倫禮儀的《四書》外，才能有實德以便宜從醫。也就是說，想要做一名合格的醫生首先要有醫德。
趙孟頫組織進行的「童子試」一結束，成宗皇帝又對「農桑社」的專業成績極為不滿。
大德四年春，元成宗轉發江浙等處儒家提舉司的奉立，重申，對社學所學內容進行了規定，並提出了舉辦社學所能培養的人才規格，即既懂農桑生產，也懂詩書禮儀規範的人才，規定了社學所延請儒學教師的經費支付細節以及評判人才的標準，即由鄉民自籌資金以付束惰，而學問有成的評價標準由官方機構進行審判。
規定還要求，大力興辦「農社學」，即同勞動生產相結合的一種民間學習組織。這種民間學習組織相對於其他正式學校來說，最大的特點就是，其學習過程並不同勞動生產相脫節，而學習時間與內容的安排更具有隨機性，往往在田間，依據勞動時間的長短來安排教學。
接到聖旨後，趙孟頫一點兒也不敢耽擱，騎上馬便去農村社找那裡教學的好友吾丘衍商量對策……
————————————
注釋
【1】社學
社學是地方官奉朝廷詔令在鄉村設立的「教童蒙始學」的學校，是元代以後農村啟蒙教育的一種形式。
多層次辦學、多形式興教是元代教育的一個顯著特點。在諸多層次、諸種形式的辦學中，不能不提到社學。社學是官立的用於啟蒙的一種教育組織形式。
至元二十三年(1286)朝廷頒令：凡各縣所屬村莊以五十家為一社，設社長一人，「教勸農桑為務」，並設學校一所，擇通曉經書者為教師，施引教化，農閒時令子弟入學，讀《孝經》、《小學》、《大學》、《論語》、《孟子》，並以教勸農桑為主要任務。江西東北地區(隸屬於江浙行省)於此時開始創辦第一所社學。
元朝滅亡，社學也一時停辦。
明洪武八年(1375)朝廷下令各地立社學，延請師儒以教民間子弟。各府、州、縣皆立社學，以教化為主要任務，教育15歲以下之幼童；教育內容更包括禦製大誥、本朝律令及冠、婚、喪、祭等禮節，以及經史歷算之類。
正統元年(1476年)朝廷令提學官及府縣官對社學進行扶持和監督，社學中品學兼優者，可免試補為秀才。
弘治十七年(1504)，朝廷再次明令各府州縣建立社學，並規定民間幼童年齡在15歲以下者，應送社學讀書。
明正德(1506-1521)年間，李夢陽為江西提學副使，改革過去社學的弊端，大力發展社學。他首先在南昌、新建二縣辦起16所社學，典型示範，先遠後近，逐步推廣到全省。他要求管理學校的官吏，按照規定精選社學教師，免除他們的徭役，尊重和敬禮他們，不準他們擅自向學生征收課金、雞米、酒食，以免使人民感到入學是種苦役而設法逃避。對社學教師好的提升，不好的開除，有獎有罰，有利於辦好社學。為了使人們重視社學，還規定今後不是社學出來的學生，不能進縣州府學。在李夢陽的推動督導下，江西社學有了一個較大的發展。
正德十三年(1518)四月，王陽明在平定江西南部暴動後，認為「民風不善，由於教化不明」。於是頒令，要求南贛所屬各縣「父老子弟，互相戒勉，興立社學，延師教子，歌詩習禮。」並頒行《社學教條》，使江西社學又得到一次大的發展。
清初，朝廷沿襲了元、明兩朝舊製，又令各省道的府、州、縣置社學，每鄉一所，擇「文義通曉、行誼謹厚」者為社師。凡近鄉子弟，年12以上，20以下，有誌學文者，皆可入學肄業，入學者得免差役。至雍正十年(1732)，江西全省共有社學278所。至清末，社學逐漸消亡，代之以新式學堂。
明清兩代，社學成為鄉村公眾辦學的形式，帶有義學性質，多設於當地文廟。社學一直是為封建統治服務的地方文教機構，但在鴉片戰爭爆發後，廣東人民亦曾利用它作為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的組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