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怠政與黨爭（1 / 2）
一、引言
萬歷十四年（1586年），明神宗朱翊鈞的人生軌跡發生顯著轉折，這位曾經在名相張居正嚴格教導下成長起來的年輕皇帝，在張居正去世後逐漸喪失了早年的勵精圖治精神，開始了長達數十年的消極怠政時期。這一轉變始於朱翊鈞沉迷於酒色生活，身體狀況急劇惡化，直接影響了他履行日常朝政的能力與意願。
在此背景下，朱翊鈞選擇了遠離朝廷公開的朝議場合，不再參與麵對麵的「召對」決策過程。這意味著明代中樞政治運行機製發生了重要變化，原本由皇帝親自主持的朝會製度遭受削弱，而代之以諭旨為主要行政手段。這一時期的「萬歷三大征」——平定寧夏哱拜叛亂、播州楊應龍之亂以及援朝抗日戰爭，雖然展現了明王朝對外攘夷安內的決心與實力，但在具體指揮調度過程中，重大邊疆決策的製定與傳達，更多是通過皇帝的諭旨，而非以往集體商議的形式進行。
三大征的勝利一定程度上掩蓋了朝廷內部日益嚴重的行政效率下降問題。戰役結束後，朱翊鈞對於朝政的關注度和投入度更為降低，對大臣們的奏章批復越來越少，甚至到了敷衍塞責的地步。這一係列舉動致使內閣與六部的正常運轉受到嚴重影響，許多重要政務得不到及時處置，官僚體係呈現出明顯的懈怠與紊亂狀態。
二、曠日持久的「國本之爭」
萬歷年間，圍繞皇位繼承人的確定，明朝宮廷上演了一場牽動朝野、曠日持久的政治風暴，史稱「國本之爭」。這場爭論的核心焦點在於明神宗朱翊鈞對其子嗣的待遇差異以及由此引發的儲君人選分歧。
朱翊鈞的長子朱常洛，由地位較低的王恭妃所生，按照古代儒家的嫡長子繼承原則，理應被立為太子。然而，朱翊鈞極為寵愛鄭貴妃，鄭貴妃所生的次子朱常洵，成為了朱翊鈞心中的潛在繼承人選。這一傾向性的顯現，引起了朝中大批恪守傳統禮法的大臣們的強烈反對，他們力主遵循傳統的長子繼承製，堅決要求冊立朱常洛為太子。
這場爭論從萬歷十四年（1586年）開始發酵，隨著時光推移，不但沒有平息反而日趨激烈。一方麵，支持朱常洛的大臣們反復上疏，甚至不惜以辭職或死諫的方式來維護禮法和皇朝的穩定；另一方麵，鄭貴妃及其背後的支持者也在不斷爭取改變現狀，試圖打破慣例，立朱常洵為太子。
「國本之爭」不僅是皇位繼承問題的爭執，還深深卷入了朝中不同利益集團的較量，形成了復雜的政治派係鬥爭。比如東林黨等不同的政治團體借此機會展示力量，表達各自的立場，從而進一步加劇了朝廷內部的分裂與對立。
三、黨派林立與福王莊田之爭
福王朱常洵封藩洛陽之際，其封地莊田的分配成為黨派紛爭的一個焦點。朱常洵深受明神宗朱翊鈞寵愛，神宗有意給予其豐厚的封賞，特別是要求滿足福王莊田達四萬頃之巨。這一決定觸動了朝廷內部敏感的政治神經，因為如此大規模的土地分配不僅涉及國庫收入，也牽扯到地方土地所有者的權益，更是皇室內部權力平衡的體現。圍繞這一問題，各方勢力展開了曠日持久的爭鬥，這也折射出晚明政治生態的極度分化和不穩定。
此外，梃擊案的發生無疑是火上澆油，加劇了朝廷上下對於皇位繼承問題的恐慌與不安。萬歷四十三年（1615年），一名名為張差的男子企圖攻擊太子朱常洛，此案一經曝光，立即引起軒然大波。盡管鄭貴妃否認幕後指使，但朝野普遍懷疑此案與皇室內鬥及儲君之爭有關。明神宗快速結案並將責任歸咎於「瘋癲奸徒」，但此案背後的真相並未消除，反而加深了皇室與朝臣之間的猜忌和裂痕。
四、怠政加劇與內閣僵持
從萬歷十四年（1586年）開始，這場「國本之爭」逐步升級，內閣多次上疏力主按禮製冊立皇長子朱常洛為太子，但朱翊鈞始終猶豫不決，雙方僵持不下。隨著爭執的深入，朱翊鈞對朝政的態度逐漸冷淡，直至萬歷十七年（1589年），他選擇徹底回避矛盾，不再接見朝臣，開啟了長達三十年的消極怠政時期。
在這段時期內，朱翊鈞長期蝸居深宮，極少參與甚至徹底放棄了包括祭祀、朝會等一係列國家禮儀活動，對大臣們的奏折批復也愈發稀少，甚至連例行的經筵講讀活動也被取消。內閣的正常運作幾乎陷入停滯狀態，許多官員職位空缺，無人接替，政府部門形同空轉，極大地影響了國家行政效能和政策執行力。
五、斂財之舉與社會反響
在怠政之餘，明神宗朱翊鈞采取了一係列措施以充實皇家財政，其中包括查抄權臣家產以及派遣宦官出任礦監稅使，這些舉措在短期內確實增加了皇室收入，但從長遠來看，卻加劇了社會矛盾，積累了民眾的不滿情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