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空念舊人舊事物（1 / 2）
子:媽媽,你會不會不要我啊?
母:就算你不要媽媽，媽媽也不會不要你。
-----------母親的心。
(一)
從前一位母親把自已所有的一切都給了兒子，可兒子還是不滿足。母親對兒子說:「兒啊，你還想要什麼啊?」兒子說:「我想要娘的一顆心。」娘就掏出了自已的心給了兒子。
兒子歡蹦亂跳的跑了出去，不想被絆了一跤摔在了地上。此時，娘的心關切地問道:「兒啊，摔痛了沒有?」
這就是娘的心。
98年我在學校裡過的是一種玩帥要酷、自由不羈的生活，我們這代人從小接受的是港台文化，那年社會上流行古惑仔的形象和謝霆鋒叛逆的個性。
我在學校裡需要用錢來裝扮自已，我買衣服的錢我媽向來都是大方的給，而她自已卻是省吃儉用辛苦的賺錢，支撐著全家的經濟。
那時東方紅大街很火，晚上逛街的人絡繹不絕，城市的商業門麵很少，很多做生意的都在東方紅大街租賃攤位晚上擺攤，我晚上有時也隨她出攤,我印象中很深刻的一次是三九嚴寒的冬夜，她拉著滿滿一三輪車瓷器在商業街上批發，三輪車後鬥鋪上厚木板，木板上擺著一排排的小工藝品瓷器,她坐在旁邊的小馬紮上等著路過的人過來看瓷器問價。
北方的冬夜，零下十多度，冷的仿佛不近人情，我站在街上覺得寒冷徹骨，這真的是種深入骨髓的冷，腳早已凍麻沒有知覺，我在她旁邊反復地踱著步，我雙手蜷在褲袋裡尚有一絲溫度是死活不願掏出來，夜風刮在臉上如同刀割，火辣辣的疼，呼吸變的吃力開始有鼻酸的感覺。
說也奇怪，人在習慣寒冷之後就會適應那個溫度，就像人在飢餓的時候一旦餓過了就不會再感覺飢餓了一樣。
我媽習慣了那個溫度，但手依然凍的紅腫，我也漸漸地適應了寒冷。
每到晚上九點半行人稀少時我們就會收攤，小心翼翼地把瓷器裝回三輪車的後鬥，上麵再壓上厚木板，沉重地蹬著回家。
當時我家住的平房，胡同口有一個小斜坡，我媽八十多斤的身子很單薄，車子硬拉死拽也拽不上來，這時我都會在後麵使勁的去推，兩人配合著把車子弄上去。
擺夜市生意好的時候有時一個月能掙三百多塊錢，負責全家人的生活開銷外還會有結餘，她吃的很少，有時做好了菜，她不舍得吃，每天就是幾個饅頭沾著剩下的菜湯再灌些白開水，日復一日地就這樣拿身體拚，再加上擺攤躲城管東躲西藏受一些人的氣，終於身體吃不消了。
她經常感到眩暈，身體莫名其妙地發高燒，腹部還有淋巴結腫大的情況，她起初以為隻是感冒身體素質差，於是吃上一段時間的消炎藥抗一抗，她起的更早，晚上回來的更晚，更加拚命的工作了，想用自身的抵抗力把這股邪勁壓下去，但是一直不見有所好轉。
九九年的春天，媽媽去醫院被確診為惡性淋巴癌晚期。
發現的太晚，已是不治之症。
從那一刻起，全家仿佛進入了黑暗期。
(二)
那時我對母親的愛從來就不會明顯的表現出來，寧可自已暗地裡擔心。
我的心裡很害怕，但我不敢往深處想，再加上爸爸善意的謊言，一直寬慰媽媽說沒事，隻要治療就會好的，我也就一直欺騙自已認為沒事，但現實終歸是現實。
那個時期的我叛逆著，瘋狂著，認為自已想做的事就一定要去做，不管家裡有沒有個條件。
在學校這個極度虛榮的圈子裡，我想讓家裡給我買一輛摩托車供我玩帥耍酷。
家裡治病很缺錢，我感到特別壓抑，我恨他們，恨他們為什麼不是官員大款，恨他沒錢，致使自已跟同學比不上，同學有的我沒有，我一次次地拿話傷害著他們，我在同學聚會中拚命的喝酒，在他們麵前也不說原因，隻想在酒場上靠喝醉來解脫。
而那時我伸手向媽媽要零花錢，她還是一如既往地給，盡管爸媽都不外出掙錢了。
我要的語氣從之前的大大咧咧也變得小心謹慎了許多，有時也不敢直視媽媽的目光了但媽媽還是一次又一次的從抽屜裡拿錢給我。
家裡的經濟很快就不行了。
媽媽在醫院裡需要打營養素和輸血，一次在病房裡她聽見了陪護的表哥說:「現在血這麼貴，可以讓病人的子女獻血，直係親屬都可以使用五倍量的免費用血，不用花錢了。」
我媽聽到後十分惱怒，大聲的喊叫著:「就是要我去死，也不要抽我兒子的血，兒子是我養大的，抽他的血不如叫我死好了。」
媽媽臭罵了他們一頓。
那年學校放暑假，家裡也沒錢了，我表姐來我家照顧我媽，我跟爸爸找關係一塊兒在市公路局承建的國家大型項目「日東高速公路」的工地上打工。
我在工地後勤組做換輪胎工，大型裝卸車裝運砂石料，每天二十四小時兩班倒不間斷的工作，人停車不停，輪胎磨損嚴重，有的已不能正常工作，我同其他幾個工友負責的就是每天及時的把裝卸車上的破輪胎卸掉換上新輪胎和修車保養車的工作。
我爸則負責在油罐旁給車加油，我們倆人的工資都是每月兩百塊錢。
當時工地在山東日照莒縣的大門莊，那年我十七歲，我人生中的第一份工作。
(三)
換輪胎聽起來簡單可實際操作並不是那麼容易，兩三個成年人配合著才能把它完成。大型裝卸車半人高的輪胎一個就幾十斤重，要先卸掉輪轂上如拳頭大的螺絲，需要一人拿著鋼管套在螺絲上，雙手緊緊地把牢，另一人手拿撬棍插在鋼管的一頭使勁往下壓，讓螺絲鬆動。
我的體重輕,那時剛過九十斤，很多次都是我雙手使勁往下壓甚至整個人站在了撬棍上往下壓，螺絲都不帶鬆動的，剛去時，輪胎倒在地上我扶都扶不來，常常是每乾完一個上午，整個人累的都像虛脫了似的躺在車底下休息好長時間才能爬起來。
我們四個換輪胎的都是十六七歲的年輕人，都是未成年人。
工地的運輸車輛多，每天換輪胎的都有幾十輛，常常是這輛車的新胎還沒換上，下輛車就已經在排隊等著了，還有的司機想逃工，故意開著車往尖銳的石頭上走，把輪胎弄爛，可以在我們那兒蹭上半天的時間。
每天早晨七點開始我們四個工友穿著油漬斑斑的工作服會一直乾到晚上七點，除去中間吃飯一點休息的空兒也沒有。
炎熱的夏天，汗水濕透的衣服、疲憊的筋骨透著種種的無奈。
下班後我常常和爸爸一起來到工地旁的大門莊碑記前，望著一望無際施工中的廣闊公路站著發呆，我們對於未來都很渺茫，不知以後會何去何從。
工資那麼少，看不到一點希望。
後來我通過爸爸請示領導，要求在辦公室做通訊員，多兼一職，這樣每月能多掙六十元的工資。
每天除了換輪胎修車外，早晨七點前我要把辦公室打掃一遍，晚上下班後領導們會在辦公室裡喝酒吃大餐，我要為他們端盤子倒水，吃完飯他們喜歡公款賭博，我還要在門口望風，這就是我的工作。
有天晚上我真的是疏忽大意，那晚我本該在門口望風，一個領導非要喊我進去倒茶，倒完茶水我在旁邊看了一會兒他們玩牌，隻見會議桌上堆得像小山一樣的錢，得有上百萬吧。
推牌九扌莫牌掀開幾秒鍾就能定輸贏，錢輪流在每個人麵前過著，誰也不敢說自已麵前的錢最後到底是誰的。
短短十幾分鍾，我看的正起勁，門外大院裡十多個穿警服的當地派出所公安人員沖了進來，手拿橡膠警棍，讓我們都站著別動。
氣氛一下子緊張了，空氣仿佛凍結住了一樣，我們被控製住了，警員挨個兒查清了一大屋子人的身份後，將錢裝入一個袋子裡，押著玩牌的幾個主要領導走了。
過了四天四夜他們才被放了出來。
據說是托市裡的人找了關係，每人交了罰金才出來的。
我每天工作量超過十五個小時，三伏天裡我吃的很少，我更瘦了，但是好像身體也更有勁了。
在大門莊工地上乾了兩個月，時間過得真快。
八月底馬上到開學的時間了，我帶著掙來的五百多塊錢的工資同爸一起回到了老家，我把掙來的錢全給了我媽看病。
(四)
當時聽說哈爾濱腫瘤醫院治的好，為了抓緊給我媽治病，我爸又借了四千多塊錢，帶著我媽去了哈爾濱。
他給我媽買了一張臥鋪，自已沒買到有座位的票就一路站到了哈爾濱，聽我爸後來講，為了不給我媽增加心理負擔，辦住院手續每次交錢買藥我媽問價格的時候，我爸都故意說很便宜，幾塊錢的藥，不貴。
實際上治癌症的藥哪有低於成百的，就這樣住了五天的院，錢花完了，將近隻剩下兩張車票的錢了。
我爸安慰我媽說:「還是回家治吧，家裡方便一些。」
媽也同意。
那晚在哈爾濱腫瘤醫院很高很高的樓層過道裡，我媽背著手望著玻璃外的景色出神地對我爸講:「我看我是不行了，你對我實在是太好了，我以為我病得這麼厲害就沒人管了，你還這麼一心一意地對我，這輩子是報答不了你啦，下輩子我做牛做馬來報答你，我死了以後給楠楠(我的小名)再找一個媽，必須得疼孩子的，會體貼人、疼人的，不疼孩子的再好也不要，這趟出遠門我能不能回去還是個事，在路上我不會讓你作難的，挺我也要挺到家。」
就這樣說完了話，吃飯的時候我爸給我媽打來了最好的病號飯，看著我媽吃完後，我爸出去買了兩個饅頭，要了一杯白開水，在樓道裡蹲著吃，我爸是流著淚吃完的這一頓「飯」，媽媽下床找我爸，在門邊上看到了這一幕，也是淚流滿麵
回到老家後托關係找熟人聯係親戚借錢在當地腫瘤醫院裡進行治療。
（五）
2000年夏天我學校畢業了之後，暑假在親戚介紹的一家小酒樓裡做了幫工。
一樓大廳二樓七八個包間，傳菜撤盤子掃地加包間服務，每天的勞累我現在都記憶猶新，從早上八點乾到晚上十一點多，每天十六個小時的工作量。
前七天我每晚睡覺躺在床上腿都會抽筋。
老板是一會兒也不讓你閒著，每當你想坐下來休息哪怕一分鍾的時候，坐在一旁的老板就會吆喝使喚你:哎，別閒著，玻璃多擦幾遍，地多掃幾遍。
資本家拚命地榨取服務員每一分鍾的價值,以前在家的時候我媽從沒讓我乾過這樣的體力活兒，我感覺在那家酒樓裡我把一輩子的勞動全乾完了。
一個月工資隻有兩百二十元，最初的幾天我腳上磨了三四個血泡。
又過了幾天腳上又磨了一個新的血泡，被鞋擠破了之後流出的黃水稍微一碰就像被馬蟄過似的疼，我行動不方便，請了一天的假，老板硬邦邦地甩過來一句:「請假一天扣十塊錢。」
我想我媽了，那天中午我去醫院找我媽，我媽見到我很高興地說:「俺兒來了！吃飯了嗎？」
我說我沒吃，我媽給了我兩塊錢，我出去買來一份水餃，我同爸媽每人三個分著吃了。
她見我吃不飽,又給了我兩塊錢讓我再買一碗自已吃，爸媽卻推脫說自已不餓，打吊瓶不能吃太多。
那時我也真是年少不懂事，相信了他們說的話，隻吃了三個水餃，他們怎麼可能不餓？
(六)
聽從醫生的囑咐，開始打化疔了，我媽在醫院化療了三次，每化療完一次都像老了幾十歲似的，痛苦不堪，各種並發症也出來了，頭發開始大把大把的往下掉，身上瘦骨嶙峋，腹部鼓著一個巨大的腫瘤，站上一會兒就累，以至於後來需要經常躺在床上，每天夜裡都發高燒出一身虛汗，由於長時間臥床，整個背部都是皰疹，要每天擦酒精抹藥，又痛又癢，受的罪很大，最後因為並發症聽力也喪失了，心情變得越來越煩躁，那時她把希望轉給了菩薩，在疼痛難忍的時候就一遍遍的喊菩薩的名字，祈求痛苦輕一些。
她渴望與我們交流，她聽不見我們說話，她要治耳聾，第一遍治的時候大夫用針紮破了耳朵裡的膿，聽力暫時的恢復了，母親的心情也開朗了許多，但大夫說情況不容樂觀。沒幾天，耳朵又聾了，母親的心情很煩，姐姐架著媽媽去找醫生，醫生是怎麼都不肯給治了，他對我媽解釋了病情，說治了對以後的病情不好，媽媽對醫生痛哭，醫生才又給治了一回，並說下一次為了身體不再給治了，那一天我們心情沉重地回到了家。
2000年冬天經過每天化療，她的手腕處密密麻麻全是針眼，血管已嚴重老化，她的臉及身體浮腫了，長期缺乏營養身體也已發暄，皮膚沒有任何彈性，一按一個坑，整個人蒼老了許多，四十多歲像個老態龍鍾的老年人。
媽在，家就在。
有媽在，我的心裡對生活還有一種勁頭，對人生還充滿著希望，那年畢業後我去了濟南打工但沒多久又回來了。
2001年的正月十五，那天下午我想去理發，張口跟我媽要錢，但要的很卑微，聲音很小像蚊子一樣，第一遍我媽沒有聽清，表情痛苦的沖我擺了擺手說:「我耳朵聾，聽不清。」
我又大聲的說了一遍，我媽聽清了，她從衣服兜裡掏出一個小手絹，慢慢地打開，裡麵有一小卷錢，最大的十塊，還有五塊，五毛的加起來沒有五十元，她從裡麵抽出來一張五塊的給我。
我十分清晰的記得那天她坐在椅子上遞錢給我的樣子，她仰起臉看著我，用很關心的語氣問我:「夠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