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佩弦來滬（1 / 2）
每回寫信給佩弦，總要問幾時來上海，覺得有許多的話要與他細談。佩弦來了，一遇於菜館，再遇於鄭家，三是他來我家，四呢，就是送他到車站了。什麼也沒有談，更說不到「細」，有如不相識的朋友，至多也隻是「顛頭朋友」那樣，偶然碰見，說些今天到來明天動身的話以外，就隻剩下默默相對了。也頗提示自己，正是滿足願望的機會，不要輕易放過。這自然要趕快開個談話的端，然後蔓延不斷地談下去才對。然而什麼是端呢？我開始覺得我所懷的願望是空空的，有如燈籠殼子，我開始懊惱平時沒有查問自己，究竟要與佩弦細談些什麼。端既沒有，短短的時光又如影子那樣移去無痕，於是若有所失地又「天各一方」了。
過幾天後追想，我所以懷此願望，以及未得滿足而感到失望，乃因前此晤談曾經得到愉悅之故。所謂願望，實在並不是有這樣那樣的話非談不可，隻是希冀再能夠得到從前那樣的愉悅。晤談的愉悅從哪裡發生的呢？不在所談的材料精微或重大，不在究極到底而得到結論（對這些固然也會感到愉悅，但不是我意所存），而在抒發的隨意如閒雲之自在，印證的密合如呼吸之相通，如佩弦所說的「促膝談心，隨興之所至。時而上天，時而入地，時而論書，時而評畫；時而縱談時局，品鑒人倫，時而剖析玄理，密訴衷曲……」可謂隨意之極致了。不比議事開會，即使沒法解決，也總要勉強作個結論，又不比登台演說，雖明知牽強附會，也總要勉強把它編成章節。能說多少，要說多少，以及願意怎樣說，完全在自己手裡，絲毫不受外力牽掣。這當兒，名譽的心是沒有的，利益的心是沒有的，顧忌欺詐等心也都沒有，隻為著表出內心而說話，說其所不得不說。在這樣的進程中隨伴地感到一種愉悅，其味甘而永，同於藝術家製作藝術品時所感到的。至於對談的人，一定是無所不了解，無所不領會，真可說彼此「如見其肺肝然」的。一個說了這一麵，又一個推闡到那一麵，一個說如此如此，又一個從反麵證明決不如彼如彼，這見得心與心正起共鳴，合為妙響。是何等的愉悅！即使一個說如此，又一個說不然，一個說我意雲爾，又一個殊覺未必，因為沒有名譽利益等等的心思在裡頭作祟，所以羞憤之情是不會起的，駁詰到妙處，隻覺得共同找到勝境似的，愉悅也是共同的。
這樣的境界是可以偶遇而不可以特辟的。如其寫個便條，說「月之某日，敬請駕臨某地晤談，各隨興趣之所至，務以感受愉悅為歸」。到那時候，也許因為種種機緣的不湊合，終於沒什麼可說，興味索然。就如我希望佩弦來上海，雖然不曾用便條相約，卻頗懷著寫便條的心理。結果如何呢？不是什麼也沒有淡，若有所失地又「天各一方」了麼？或在途中，或在鬥室，或在臨別以前的旅舍，或在久別初逢的碼頭，各無存心，隨意傾吐，不覺枝蔓，實已繁多。忽焉念起：這不已沉入了晤談的深永的境界裡麼？於是一縷愉悅的心情同時湧起，其滋味如初泡的碧螺春，回味剛才所說，一一雋永可喜，這尤其與茶味的比喻相類。但是，逢到這樣愉悅是初非意料的。那一年歲盡日晚間，與佩弦同在杭州，起初覺得無聊，後來不知談到了什麼，興趣好起來了，彼此都不肯就此休歇，電燈熄了，點起白蠟燭來，離開了憩坐室去到臥室，上床躺著還是談，兩床中間是一張雙抽屜的桌子，桌上是兩支白蠟燭。後來佩弦看了看時計，說一首小詩作成了，就念給我聽：
除夜的兩支搖搖的白燭光裡，
我眼睜睜瞅著
一九二一年輕輕地踅過去了。
佩弦每次到上海總是慌忙的。顴頰的部分往往泛著桃花色；行步急遽，仿佛有無量的事務在前頭；遺失東西是常事，如去年之去，墨水筆和小刀都留在我的桌上。其實豈止來上海時，就是在學校裡作課前的預備，他全神貫注，表現於外麵的神態是十分緊張；到下了課，對於講解的反省，答問的重溫，又常常漲紅了臉。佩弦歡喜用「旅路」之類的詞兒，周作人先生稱徐玉諾「永遠的旅人的顏色」，如果借來形容佩弦的慌忙的神氣，可謂巧合。我又想，可惜沒有到過佩弦家裡，看他辭別了旅路而家居的時候是不是也這樣慌忙。但是我想起了「人生的旅路」的話，就覺得無須探看，「永遠的旅人的顏色」大概是「永遠的」了。
佩弦的慌忙，我以為該有一部分原因在他的認真。說一句話，不是徒然說話，要掏出真心來說；看一個人，不是徒然訪問，要帶著好意同去；推而至於講解要學生領悟，答問要針鋒相對：總之，不論一言一動，既要自己感受喜悅，又要別人同沾美利（佩弦從來沒有說起這些，全是我的揣度，但是我相信「雖不中不遠矣」）。這樣，就什麼都不讓隨便滑過，什麼都得認真。認真得利害，自然見得時間之暫忽。如何叫他不要慌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