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1 / 2）
上仁宗皇帝言事書（節選）
臣愚不肖，蒙恩備使一路。今又蒙恩召還闕廷，有所任屬，而當以使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無以稱職，而敢緣使事之所及，冒言天下之事。伏惟陛下詳思而擇處其中，幸甚。
……
然則方今之急，在於人才而已。誠能使天下人才眾多，然後在位之才可以擇其人而取足焉。在位者得其才矣，然後稍視時勢之可否，而因人情之患苦，變更天下之弊法，以趨1先王之意，甚易也。今之天下，亦先王之天下，先王之時，人才嘗眾矣，何至於今而獨不足乎？故曰：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故也。
……
所謂陶冶而成之者，何也？亦教之養之取之任之2有其道而已。
所謂教之之道，何也？古者天子諸侯，自國至於鄉黨3，皆有學，博置教導之官而嚴其選，朝廷禮樂政刑之事，皆在於學。士所觀而習者，皆先王之法言4德行治天下之意，其材亦可以為天下國家之用。苟不可以為天下國家之用，則不教也；苟可以為天下國家之用者，則無不在於學。此教之之道也。
所謂養之之道，何也？饒之以財，約之以禮，裁之以法也。
何謂饒之以財5？人之情，不足於財，則貪鄙苟得，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其製祿，自庶人之在官者6，其祿已足以代其耕矣，由此等而上之，每有加焉，使其足以養廉恥而離於貪鄙之行。猶以為未也，又推其祿以及其子孫，謂之世祿7，使其生也。既於父母兄弟妻子之養，婚姻朋友之接，皆無憾矣；其死也，又於子孫無不足之憂焉。何謂約之以禮？人情足於財而無禮以節之，則又放僻邪侈8，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為之製度。婚喪祭養燕享之事，服食器用之物，皆以命數為之節，而齊之以律度量衡之法。其命可以為之而財不足以具，則弗具也；其財可以具而命不得為之者，不使有銖兩分寸之加焉。何謂裁之以法？先王於天下之士，教之以道藝矣，不帥9教，則待之以屏棄遠方終身不齒之法；約之以禮矣，不循禮，則待之以流、殺之法。《王製》曰：變衣服者其君流。《酒誥》10曰：厥或誥曰，群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於周，予其殺。夫群飲、變衣服，小罪也，流、殺大刑也，加小罪以大刑，先王所以忍而不疑者，以為不如是不足以一天下之俗而成吾治。夫約之以禮，裁之以法，天下所以服從無抵冒{11}者，又非獨其禁嚴而治察{12}之所能致也，蓋亦以吾至誠懇惻之心力行而為之倡。凡在左右通貴之人，皆順上之欲而服行之，有一不帥者，法之加必自此始。夫上以至誠行之，而貴者知避上之所惡矣，則天下之不罰而止者眾矣。故曰：此養之之道也。
所謂取之之道者，何也？
先王之取人也，必於鄉黨，必於庠序，使眾人推其所謂賢能，書之以告於上而察之，誠賢能也，然後隨其德之大小才之高下而官使之{13}。所謂察之者，非專用耳目之聰明，而聽私於一人之口也，欲審知其德問以行，欲審知其才問以言，得其言行，則試之以事，所謂察之者，試之以事是也。雖堯之用舜，不過如此而已，又況其下乎？若夫九州之大，四海之遠，萬官億醜之賤{14}，所須士夫之才則眾矣；有天下者又不可以一一自察之也，又不可偏屬於一人而使之於一日二日之間試其能行而進退之也。蓋吾已能察其才行之大者，以為大官矣，因使之取其類，以持久試之，而考其能者以告於上，而後以爵命祿秩予之而已。此取之之道也。
所謂任之之道者何也？
人之才德，高下厚薄不同，其所任有宜有不宜，先王知其如此，故知農者以為後稷{15}，知工者以為共工，其德厚而才高者為之長，德薄而才下者以為之佐屬。又以久於其職，則上狃習{16}而知其事，下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可以至於成，不肖者則其罪可以至於著，故久其任而待之以考績之法。夫如此，故智能才力之士，則得盡其智以赴功，而不患其事之不終、其功之不就也；偷惰苟且之人，雖欲取容於一時，而僇辱{17}在其後，安敢不勉乎；若夫無能之人，固知辭避而去矣，居職任事之日久，不勝任之罪，不可以幸而免故也，彼且不敢冒而知辭避矣，尚何有比周{18}讒諂爭進之人乎？取之既已詳，使之既已當，處之既已久，至其任之也又專焉，而不一一以法束縛之，而使之得行其意。堯、舜之所以理百官而熙眾工者，以此而已。《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19}。此之謂也。
然堯、舜之時，其所黜者則聞之矣，蓋四凶是也；其所陟者，則皋陶{20}、稷、契，皆終身一官而不徙。蓋其所謂陟者，特加之爵命祿賜而已耳。此任之之道也。
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之道如此，而當時人君，又能與其大臣，悉其耳目心力，至誠惻怛，思念而行之，此其人臣之所以無疑，而於天下國家之事，無所欲為而不得也。
【注】
1趨：遵循，趨求。2教：教育。養：培養。取：選拔。任：任用。3鄉黨：古代地方組織。周製，五百家為黨，一萬二千五百家為鄉。4法言：合乎法律和禮儀的言論。5饒之以財：指俸祿豐厚。饒，使豐厚。6庶人之在官者：指夠不上「王臣」的府、史、胥、徒等下級吏役，出自《周禮?春官》中。7世祿：世代享有的爵祿。8放僻邪侈：肆意為非作歹。9帥：遵循。10《酒誥》：周初禁酒的文告，《尚書》篇名。{11}抵冒：抗拒和冒犯。{12}治察：管理細密。{13}官使之：任以官職。官，此處動詞，意味授予官職。{14}萬官億醜之賤：指廣大的下層官吏。醜，類。{15}後稷：堯時農官，此泛指農業。{16}狃習：習以為常、熟悉。{17}僇（lu路）辱：侮辱。{18}比周：結黨營私。{19}黜陟幽明：罷免糊塗無知的官吏，提升明智有才的官吏。{20}皋陶：舜時管刑法的官，後世用以泛指。契：舜時司徒，掌文化教育。
《上仁宗皇帝言事書》，又稱《上皇帝萬言書》。此文作於宋仁宗嘉祐三年（1058），是王安石任提點江東刑獄任滿返京述職時，寫給仁宗皇帝趙禎的上書。本書節選了其中一部分，也是文中正麵論述人才的教育、培養、選拔、任用之道的核心部分。可以說，這封上書，實際上不僅是王安石要求革新變法的具有綱領性的政治論文，而且也是他的人才政策和方案的基本設想。
文章開頭先明確提出「方今之急，在於人才而已」這個論斷，尖銳地揭示北宋王朝內外交困、財匱俗衰的深重危機，指出其原因在不知法度，從而提出根據「所遭之變，所遇之勢……改易更革天下之事」的因時改革綱領。接著又強調指出，當前要進行變法，其勢必不能，關鍵原因在於人才的嚴重缺乏。而人才的缺乏，又由於「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
然後逐一論述人才與變法的關係，指出如果人才眾多，在位的官吏就有充足的選擇餘地；在位者得其才，方能因時勢、人情而變更「天下之弊法」。最後指出，人才不足是由於「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點明了這部分的中心觀點。以下便從正麵分別論述教之、養之、取之、任之之道。
先論「教之之道」。作者首先指出「朝廷禮樂刑政之事，皆在於學」，即古代各級均有學，學校教育的內容和朝廷的政事是密切結合、完全一致的。「苟不可以為天下國家之用，則不教也；苟可以為天下國家之用者，則無不在於學」，從正反兩個方麵明確提出學校教育的內容必須緊密結合朝廷禮樂刑政的建設，為其服務。實際上提出了改革單純講說章句、教以課試之文章、與天下國家之事相脫離的教學內容和教育製度的主張。
再說「養之之道」。「養」是針對物質待遇和管理而言的。在嚴格管理的條件下，保障必要的物質生活待遇，是人才得以正常生活、安心工作和順利成長的前提條件。因此，必須抓好這一環節。王安石對人才的待遇和管理，提出了三條具體措施。一是「饒之以財」，即「製祿養廉」，使知識分子出身的人有基本的生活保障，使其沒有身前身後之憂。二是「約之以禮」。王安石認為，當人有了生活保障之後，如果不加以嚴格的製約，「則又放僻邪侈，無所不至」，成為腐敗的禍根，人就會「以奢為榮、以儉為恥。」因此，必須按照人的不同的社會地位和經濟條件，對其生活、社會交往、禮儀等方麵，加以嚴格的限製和管理。三是「裁之以法」即「加小罪以大刑，先王所以忍而不疑者，以為不如是不足以一天下之俗而成吾治」。
接下來說「取之之道」，即人才的選拔。無論是由學校培養出來的人才，還是從實際工作中成長起來的人才，都需要有一個認定的過程，即合理的選拔；否則，真假難辨、優劣不分，人才的培養、管理和使用都會失去根據。
最後論「任之之道」，主要是針對人才的使用而言。在王安石的思想中，人才的使用是人才陶冶的最後一步。使用得當，就能發揮人才的作用，人才的價值才算實現；使用不當，人才就難以發揮作用，甚而會對人才的培養、教育起反作用。為此，他提出了人才使用的三個著名原則：「宜」「久」「專」。此外，還要做到「黜陟幽明」，才能形成完整合理的任職製度。
總之，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書》中針砭時弊，論述了人才陶冶對於政治改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並針對當時有關人才培養、使用等的一係列問題全麵、係統地闡述了他的人才思想，提出了教、養、取、任的一係列具體原則和措施，成為他後來執政時進行教育和科舉改革的基本藍圖和方案。
後人評論
蔡上翔在《王荊公年譜考略》一書中認為，「秦漢而下，未有及此者」，「斯文之在天壤間，終不失為懸諸日月不刊也」，並認為「後安石當國，其所注措，大抵皆祖此書」。
本朝百年1無事劄子2
臣前蒙陛下問及本朝所以享國百年、天下無事之故。臣以淺陋，誤承聖問，迫於日晷3，不敢久留，語不及悉，遂辭而退。竊惟念聖問及此，天下之福，而臣遂無一言之獻，非近臣4所以事君之義，故敢昧冒而粗有所陳。
伏惟太祖躬上智獨見之明，而周知人物之情偽，指揮付托必盡其材，變置施設必當其務。故能駕馭將帥，訓齊{5}士卒，外以捍夷狄，內以平中國。於是除苛賦，止虐刑，廢強橫之藩鎮，誅貪殘之官吏，躬以簡儉為天下先。其於出政發令之間，一以安利元元為事。太宗承之以聰武，真宗守之以謙仁，以至仁宗、英宗，無有逸德6。此所以享國百年而天下無事也。
仁宗在位，歷年最久。臣於時實備從官7，施為本末8，臣所親見。嘗試為陛下陳其一二，而陛下詳擇其可，亦足以申鑒於方今。伏惟仁宗之為君也，仰畏天，俯畏人，寬仁恭儉，出於自然。而忠恕誠愨，終始如一，未嘗妄興一役，未嘗妄殺一人，斷獄務在生之，而特惡吏之殘擾。寧屈己棄財於夷狄，而終不忍加兵。刑平而公，賞重而信。納用諫官禦史，公聽並觀，而不蔽於偏至之讒。因任眾人耳目，拔舉疏遠，而隨之以相坐之法9。蓋監司10之吏以至州縣，無敢暴虐殘酷，擅有調發，以傷百姓。自夏人順服，蠻夷遂無大變，邊人父子夫婦，得免於兵死，而中國之人，安逸蕃息，以至今日者，未嘗妄興一役，未嘗妄殺一人，斷獄務在生之，而特惡吏之殘擾，寧屈己棄財於夷狄而不忍加兵之效也。大臣貴戚、左右近習{11}，莫敢強橫犯法，其自重慎或甚於閭巷之人。此刑平而公之效也。募天下驍雄橫猾以為兵，幾至百萬，非有良將以禦之，而謀變者輒敗。聚天下財物，雖有文籍，委之府史，非有能吏以鈎考，而斷盜者輒發。凶年飢歲，流者填道，死者相枕，而寇攘者輒得。此賞重而信之效也。大臣貴戚、左右近習，莫能大擅威福，廣私貨賂，一有奸慝{12}，隨輒上聞。貪邪橫猾，雖間或見用，未嘗得久。此納用諫官、禦史，公聽並觀，而不蔽於偏至之讒之效也。自縣令京官以至監司台閣{13}，升擢之任，雖不皆得人，然一時之所謂才士，亦罕蔽塞而不見收舉者。此因任眾人之耳目、拔舉疏遠而隨之以相坐之法之效也。升遐之日，天下號慟，如喪考妣，此寬仁恭儉出於自然，忠恕誠愨，終始如一之效也。
然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而無親友群臣之議。人君朝夕與處，不過宦官女子，出而視事，又不過有司之細故，未嘗如古大有為之君，與學士大夫討論先王之法以措之天下也。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勢，而精神之運有所不加，名實之間有所不察。君子非不見貴，然小人亦得廁其間。正論非不見容，然邪說亦有時而用。以詩賦記誦求天下之士，而無學校養成之法。以科名資歷敘朝廷之位，而無官司課試之方。監司無檢察之人，守將非選擇之吏。轉徙之亟既難於考績，而遊談之眾因得以亂真。交私養望者多得顯官，獨立營職者或見排沮。故上下偷惰取容而已，雖有能者在職，亦無以異於庸人。農民壞於徭役，而未嘗特見救恤，又不為之設官，以修其水土之利。兵士雜於疲老，而未嘗申敕訓練，又不為之擇將，而久其疆埸{14}之權。宿衛則聚卒伍無賴之人，而未有以變五代姑息羈縻之俗。宗室則無教訓選舉之實，而未有以合先王親疏隆殺之宜。其於理財，大抵無法，故雖儉約而民不富，雖憂勤而國不強。賴非夷狄昌熾之時，又無堯、湯水旱之變，故天下無事，過於百年。雖曰人事，亦天助也。蓋累聖相繼，仰畏天，俯畏人，寬仁恭儉，忠恕誠愨，此其所以獲天助也。
伏惟陛下躬上聖之質，承無窮之緒，知天助之不可常恃，知人事之不可怠終，則大有為之時，正在今日。臣不敢輒廢將明{15}之義，而苟逃諱忌之誅。伏惟陛下幸赦而留神，則天下之福也。取進止。
【注】
1百年：自宋太祖建國（960）到寫這通奏章的熙寧元年（1068），共百餘年。2劄子：奏章。3迫於日晷（gui軌）：時間限製。日晷：日影，此處指時間。4近臣：作者時任翰林學士，故自稱「近臣」。5訓齊：加以訓練，使其整齊劃一。6逸德：失德。逸，失。7備從官：備位侍從之官。指任知製誥。8施為本末：政治措施的始終。9相坐之法：牽連犯罪的法律。此指被舉薦者犯罪，舉薦者也連帶犯罪。10監司：宋代各路分設安撫、轉運、提點刑獄、提舉常平四司，其中轉運使、提點刑獄有監察本路官吏之責，稱監司。{11}左右近習：指宦官。{12}慝（tè特）：邪惡。{13}台閣：指中央政府機構。{14}疆埸（yi易）：邊界。{15}將明：奉行職責，闡明事理。出自《詩?大雅?燕民》：「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
本篇作於宋神宗熙寧元年（1068）四月，當時王安石任翰林學士。神宗即位後銳意改革，對曾上萬言書的王安石非常倚重，特將其從江寧召至汴京，任為翰林學士兼侍講。一次召見，神宗向他詢問「祖宗守天下，能百年無大變，粗致太平，以何道也」。王安石因此上了這篇奏章闡述自己對這一問題的看法，並順勢提出變法有為的主張，充分表現出王安石對北宋王朝命運的深切憂慮和要求改革的急切心情。
對於「本朝百年無事」這樣一個論題，很多思想保守的人會做成一篇歌頌祖宗功德、主張遵循祖宗舊法的文章。而對王安石來說，既要巧妙回答神宗，又要表達揭露時弊、倡言改革之意，可以說回答這個問題破費了一番腦筋。一則不能避開皇帝問的問題不作正麵回答，一則不能完全將奏章的內容限製在「百年無事」之因這一表象上。於是王安石巧妙構思，借「無事」打發議論，透過「無事」的表象揭露積弊，如此一來，既正麵回應「百年無事」之因這個問題，又表達了自己倡言改革的一貫主張。
文章開頭一段是個引子，說明承召入對時因時間匆促，未能詳言，故作此奏章上陳。「迫於日晷」雲雲，恐非托辭，隻是表明自己的奏章內容不是粉飾太平之詞，而是揭露時弊、呼籲改革之詞，表現了鮮明的政治責任感。
第二段正麵回答「本朝百年無事」之因，歷敘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五朝之事。其中太祖是開國皇帝，作為重點詳加論述分析，對太祖的頌揚，涉及其知人善任及除苛賦、止虐刑、廢藩鎮、誅貪吏等政治措施，「出政發令之間，一以安利元元為事」的施政原則。而太宗、真宗，僅以「聰武」「謙仁」一語帶過；仁宗、英宗，則徑曰「無有逸德」，為下一段專論仁宗朝預留地步。
第三大段專門議論仁宗朝代各種政治措施及其成效，以回答「無事」的原因。此段筆墨加重，不是因為「仁宗在位，歷年最久」，而是此時正是宋王朝從繁榮太平到積弊叢生、危機日深的轉折期，而王安石又親歷了仁宗朝的「施為本末」，對情況了解得相當全麵透徹，因而通過對仁宗朝「無事」表象的深入剖析，正可揭示仁宗在任用將帥官吏方麵的失誤和太平繁榮表象下的危機，從而提出自己變革的主張。此段采用先總提、後分論的形式，逐一闡述「刑平而公之效」，「賞重而信之效」，「納用諫官禦史，公聽並觀，而不蔽於偏至之讒之效」，「因任眾人之耳目，拔舉疏遠，而隨之以相坐之法之效」，「寬仁恭儉，出於自然，忠恕誠愨，終始如一之效」。總的來說，還是對仁宗在位期間施政的頌揚，批評與揭露是次要的。
在前文作了充分鋪墊以後，作者在第四段才掉轉筆鋒，縱論「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看似有所離題，實則是在仁宗朝情況的論述中，已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無事」表象下的「有事」，「安逸蕃息」表象下的積弱，太平繁榮表象下的危機。因此這一段順勢對「累世因循末俗之弊」作集中的揭露，細數十大流弊，可謂是順理成章。這些積弊，雖是百年來漸進形成的，但在位時間最長的仁宗統治時期，卻是上述弊端加深加重的關鍵時期。對仁宗朝積弊深入揭露後，末段順理成章提出「人事之不可怠終」，「大有為之時，正在今日」，呼籲立刻進行改革。
後人評論
陳在《文則》中評本文：「文簡而理周，斯得其簡也。」
伯夷
事有出於千世之前，聖賢辯之甚詳而明，然後世不深考之，因以偏見獨識，遂以為說，既失其本，而學士大夫共守之不為變者，蓋有之矣，伯夷是已。
夫伯夷1，古之論有孔子、孟子焉，以孔、孟之可信而又辯之反復不一，是愈益可信也。孔子曰：「不念舊惡，求仁而得仁，餓於首陽之下，逸民也。」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不立惡人之朝，避紂居北海2之濱，目不視惡色，不事不肖，百世之師也。」故孔、孟皆以伯夷遭紂之惡，不念以怨，不忍事之，以求其仁，餓而避，不自降辱，以待天下之清，而號為聖人耳。然則司馬遷以為武王伐紂，伯夷叩馬而諫，天下宗周，而恥之，義不食周粟而為《采薇之歌》，韓子因之，亦為之頌，以為微二子3，亂臣賊子接跡於後世，是大不然也。
夫商衰而紂以不仁殘天下，天下孰不病紂？而尤者，伯夷也。嘗與太公4聞西伯5善養老，則欲往歸焉。當是之時，欲夷紂者，二人之心豈有異邪？及武王一奮，太公相之，遂出元元6於塗炭之中，伯夷乃不與，何哉？蓋二老，所謂天下之大老，行年八十餘，而春秋固已高矣。自海濱而趨文王之都，計亦數千裡之遠，文王之興以至武王之世，歲亦不下十數，豈伯夷欲歸西伯而誌不遂，乃死於北海邪？抑來而死於道路邪？抑其至文王之都而不足以及武王之世而死邪？如是而言伯夷，其亦理有不存者也。
且武王倡大義於天下，太公相而成之，而獨以為非，豈伯夷乎？天下之道二，仁與不仁也。紂之為君，不仁也；武王之為君，仁也。伯夷固不事不仁之紂，以待仁而後出。武王之仁焉，又不事之，則伯夷何處乎？餘故曰聖賢辯之甚明，而後世偏見獨識者之失其本也。嗚呼，使伯夷之不死，以及武王之時，其烈豈減太公哉！
【注】
1伯夷：商末孤竹君長子，孤竹君欲以次子叔齊為繼承人。他死後，叔齊讓位於伯夷，伯夷以為逆父命，遂逃之，而叔齊亦不肯立，亦逃之。2北海：指渤海。3二子：指伯夷及其弟叔齊。4太公：即太公望，姓薑，名尚，字子牙。5西伯：西伯侯姬昌。6元元：百姓，平民。
自從司馬遷寫了《史記?伯夷列傳》以後，世人都奉伯夷為清高的遺老和高士。但王安石的這篇文章，卻一反傳統看法，對伯夷的為人提出了質疑和自己的看法，表現了他不拘於傳統成見的精神和敢於質疑的處事態度。
文章第一句單獨為一段，用一個超長句提出問題，樹起了批判的靶子。他認為有的事發生在千世之前，聖賢原已講得很清楚，但後人「不深考之」，以自己的「偏見獨識」立說，使事情失其本來麵目；其後的學士大夫又守偏見而不變，伯夷的事就是典型。其中提到的「後世不深考」者，指司馬遷的《史記?伯夷列傳》；而「學士大夫」則是指韓愈一類人。
接著，引述孔子、孟子有關伯夷的議論作為自己立論的依據。引孔子之論，主要著眼於「求仁而得仁」，而對「餓於首陽之下，逸民也」之論則不加置評；引孟子之說，則主要著眼於「非其君不事，不立惡人之朝，避紂居北海之濱」，並將孔、孟的上述評論聯係起來，加以綜合，從而得出自己的結論：「故孔、孟皆以伯夷遭紂之惡，不念以怨，不忍事之，以求其仁，餓而避，不自降辱，以待天下之清，而號為聖人耳。」對司馬遷、韓愈之說作指名道姓的嚴厲批評。
第三段依據孔孟的「求仁」「避紂」之論進一步推論，用時代更早、更權威的聖賢之論來批駁後世的「偏見獨識」，理足氣盛，故直斥之為「大不然」。先指出紂不仁，但伯夷卻避紂，與呂望皆聞西伯善養老而往歸之，從而得出伯夷「欲夷紂」的心願與呂望無異。既然如此，他就不可能在武王伐紂時叩馬而諫，認為這是「以臣弒君」「以暴易暴」，並於後來義不食周粟而餓死。從而否定司馬遷的上述記載，也否定韓愈的「亂臣賊子」之說。
文末一段結構尤妙，一改前文批判論調，而是反過來推論，使得論證更加嚴密謹慎。武王倡伐紂之大義，太公輔佐而成就大業，「夷紂」之心與呂望無異的伯夷不可能以之為非而加以勸阻反對。這裡主要抓住仁與不仁作文章，辯駁振振有詞，顯得理直氣壯，義正詞嚴。最後照應篇首，重申自己的觀點：「聖賢辯之甚明，而後世偏見獨識者之失其本也。」並感慨係之，補上一句自己的推想加以強調說：「使伯夷之不死，以及武王之時，其烈豈減太公哉!」
後人評論
沈德潛在《唐宋八家文鈔》卷三十中說本文「簡而能莊，字字著力」。
材論
天下之患，不患材之不眾，患上之人1不欲其眾2；不患士之不欲為，患上之人不使其為也。夫材之用，國之棟梁也，得之則安以榮，失之則亡以辱。然上之人不欲其眾、不使其為者，何也？是有三蔽焉。其尤蔽3者，以為吾之位可以去辱絕危，終身無天下之患，材之得失無補於治亂之數4，故偃然5肆吾之誌，而卒入於敗亂危辱，此一蔽也。又或以謂吾之爵祿貴富足以誘天下之士，榮辱憂戚在我，是吾可以坐驕6天下之士，而其將無不趨我者，則亦卒入於敗亂危辱而已，此亦一蔽也。又或不求所以養育取用之道，而然7以為天下實無材，則亦卒入於敗亂危辱而已，此亦一蔽也。此三蔽者，其為患則同，然而用心善而猶可以論其失者，獨以天下為無材者耳。蓋其心非不欲用天下之材，特8未知其故也。
且人之有材能者，其形何以異於人哉？惟其遇事而事治，畫策而利害得，治國而國安利，此其所以異於人者也。故上之人苟不能精察之、審用之，則雖抱皋、夔、稷、契9之智，且不能自異於眾，況其下者乎？世之蔽者方曰：「人之有異能於其身，猶錐之在囊10，其末立見，故未有有其實而不可見者也。」此徒有見於錐之在囊，而固未睹夫馬之在廄也。駑驥雜處{11}，飲水食芻，嘶鳴蹄齧{12}，求其所以異者，蔑矣。及其引重車，取夷路，不屢策，不煩禦，一頓其轡{13}而千裡已至矣。當是之時，使駑馬並驅，則雖傾輪絕勒{14}，敗筋傷骨，不舍晝夜而追之，遼乎其不可以及也。夫然後騏驥褭與駑駘{15}別矣。古之人君知其如此，故不以為天下無材，盡其道以求而試之耳。試之之道，在當其所能而已。
夫南越之脩簳{16}，鏃以百煉之精金，羽以秋鶚之勁翮{17}，加強駑之上而{18}之千步之外，雖有犀兕{19}之捍，無不立穿而死者，此天下之利器，而決勝覿武{20}之所寶也。然而不知其所宜用，而以敲撲，則無以異於朽槁之挺也。是知雖得天下之瑰材桀智，而用之不得其方，亦若此矣。古之人君知其如此，於是銖量其能而審處之，使大者小者、長者短者、強者弱者無不適其任者焉。其如是則士之愚蒙鄙陋者，皆能奮其所知以效小事，況其賢能智力卓犖者乎？嗚呼！後之在位者，蓋未嘗求其說而試之以實也，而坐曰天下果無材，亦未之思而已矣。
或曰：古之人於材有以教育成就之，而子獨言其求而用之者何也？曰：因天下法度未立之先，必先索天下之材而用之。如能用天下之材，則能復先生之法度。能復先王之法度，則天下之小事無不如先王時矣，況教育成就人材之大者乎？此吾所以獨言求而用之之道也。
噫！今天下蓋嘗患無材。吾聞之，六國合從而辯說之材出，劉、項並世而籌畫戰鬥之徒起，唐太宗欲治而謨謀{21}諫諍之佐來。此數輩者，方此數君未出之時，蓋未嘗有也，人君苟欲之，斯至矣，今亦患上之不求之、不用之耳。天下之廣，人物之眾，而曰果無材者，吾不信也。
【注】
1上之人：泛指位居高層的統治者，此處指皇帝。2不欲其眾：不希望人才眾多。3蔽：遮擋，蒙蔽。這裡引申為偏見。4數：舊指氣數，即命運。這句話的意思是指人才的得失，對國家治亂的命運無所補益、不起作用。5偃（yǎn演）然：安樂的樣子。6坐驕：安然不動，傲視天下。7（xi洗）然：擔心害怕的樣子。8特：但，隻不過。9皋（gǎo高）：皋陶（yáo姚），姓偃，相傳曾被舜帝任為管刑法的官。夔（kui奎）：舜時期的樂官。稷：是歷山氏之子，名農，能種植百穀。為五穀之神。契（xiè瀉）：相傳是舜的大臣，主管教化。為商朝的祖先。10錐之在囊：比喻有傑出才能的人士是不會被埋沒的，就像放在口袋裡的錐子一樣，馬上會露出尖端來。出自《史記?平原君列傳》。囊，口袋。{11}駑（nu奴）：劣馬。驥（ji記）：千裡馬，常以之比喻傑出的人才。{12}齧（niè聶）：咬。{13}一頓其轡（èi佩）：一拉馬韁繩。{14}傾輪絕勒：車輪歪斜，馬韁繩勒斷了。{15}褭（yǎoniǎo咬鳥）：駿馬名。駑駘（tái台）：能力低下的劣馬。比喻才能平庸。{16}脩簳（gǎn杆）：長的箭。{17}勁翮（hé河）：堅硬的翎管，可造箭尾。{18}（kuo擴）：張滿弩弓。{19}犀兕（xisi西四）：像野牛似的猛獸。犀牛有二角，兕是雌性的犀牛，隻有一隻角。{20}覿（di迪）武：以武力相見，即打仗的意思。{21}謨（模）謀：計策，謀略。
《材論》是一篇駁論型的論說文，作於嘉祐年間。從題目即可看出，這是一篇專講人才問題的專論。王安石認為改革弊政的關鍵問題在於人才，因此，他在文中對人才的重要性和選拔、使用人才的方法，作了相當精辟的論述。有很強的針對性，有的放矢，批駁有力，深刻闡明了有關人才的重大社會問題，表達了「索天下之才而用之」的政治改革家的宏圖大略。本文可以說是王安石改革圖新的「招賢書」。
作者在文章伊始便喊出：「天下之患，不患材之不眾，患上之人不欲其眾；不患士之不欲為，患上之人不使其為也。」語氣何其堅定!論點何其鮮明!「夫材之用，國之棟梁也」，把人才問題提高到關乎國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是治國的極端重要的大事。然而，「上之人」，即上層的統治者，「不欲其眾、不使其為」這種社會弊病是怎麼形成的？對此，作者尖銳地指出當今在人才問題上存在的「三蔽」，即三種偏見，三種錯誤觀點，並一一加以批駁。
作者在列舉了人才問題的三種偏見的同時，還概括出其共同的危害性是「卒人於敗亂危辱」，這一結論真是振聾發聵，發人深省。還與前邊「失之則亡以辱」相呼應，再一次有力地論證了人才對於國家生死存亡的極端重要性。但在進一步的深入分析與批駁中，作者並沒有對三種偏見平均用力去批駁，而把重點放在第三種偏見上，「用心非不善」「其心非不欲用天下之材」「獨以天下為無材者耳」。持這種偏見的人，其主觀上不是不想用天下人才，而是糊塗無知，不懂選用天下人才之道。這是因為持前兩種偏見者自視位高、財足，認為人才得失與國家治亂無關的謬論，容易被識破，不需贅述。而第三種人之偏見，作者認為「猶可以論其失者」，是本文重點批駁的內容。
在對人才的重要性定位，並對選拔和使用人才的原則、方法作出深刻精辟的論述以後，作者意猶未盡，再一次以義正詞嚴的口氣說：「天下之廣，人物之眾，而曰果無材者，吾不信也」。旗幟鮮明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場和看法，氣勢磅礴，自然有力。
後人評論
朱自清在《經典常談》中說：「王是政治家，所作以精悍勝人」。
太古1
太古之人不與禽獸朋2也幾何？聖人惡之也，製作3焉以別之。下而戾4於後世，侈裳衣5，壯宮室6，隆耳目之觀7，以囂8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皆不得其所當然，仁義不足澤其性，禮樂不足錮9其情，刑政不足網10其惡，盪然復與禽獸朋矣。聖人不作，昧者不識所以化之之術，顧引而歸之太古。太古之道果可行之萬世，聖人惡用{11}製作於其間？必製作於其間，為太古之不可行也。顧欲引而歸之，是去禽獸而之禽獸，奚{12}補於化哉？吾以為識治亂者{13}，當言所以化之之術。曰歸之太古，非愚則誣。
【注】
1太古：遠古，上古。2與禽獸朋：與禽獸為伍，意謂人們的不開化與禽獸相近。3製作：此處指製作房屋、衣服、禮樂等。4戾（歷立）：至，到。5侈裳衣：使人的衣裳穿得奢侈華麗。侈，奢侈。裳衣，即衣裳。6壯宮室：使人住的宮殿建得很壯麗。7隆耳目主觀：使人的視覺聽覺、得到盡情享受。隆，隆盛，興盛。8囂：喧囂，此處裡有炫耀之意。9錮：禁錮，控製。10網：網羅，束縛，防範。{11}惡用：何用。{12}奚（xi夕）：何。{13}識治亂者：明白治亂之理的當權者。識，指明白、明了。
熙寧元年（1068）四月，擔任「知江寧府（今江蘇南京）軍府事」的王安石奉宋神宗趙頊詔至京師越次入對。皇帝問：「為治何先？」答曰：「擇術為先。」這裡的「術」就是「變法」，就是用新的觀點和方法，以改變朝廷上下陳舊的政治理念和思想道德觀點，借以逐步改變當時積貧積弱的局麵，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
本文不足兩百字，寫於「入對」兩年後，即熙寧三年，跟「越次入對」的基本觀點相似，是一篇言簡意賅的說理小品。
本文中作者高屋見瓴，以十分精練的語言，將我國社會進化史概括為三個階段。一是太古時期，人與禽獸野處雜居，生活在一起，為「朋」共處，各方麵的生存條件十分簡陋，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都還談不上豐富。二是漫長的階級社會。物質生活大大提高，也有了國家社會製度和禮樂規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逐漸豐富、升華、精致化，然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的倫常往往受到破壞，仁義、禮樂、刑政、教化等等無法禁錮，人性越來越墮落，似乎又回到與「禽獸朋」的境地。這也是作者最為痛心、憂慮的，希望能徹底改變的狀況。三是回到理想社會。這種社會的具體情況，由於實際還沒有出現，文中也含混朦朧，僅僅是一筆帶過。
接著，王安石把批判的矛頭指向「太古不化」，認為原封不動地回到「太古」，是一種倒退，批判口氣相當嚴厲。那麼，作為「識治亂者」，正確的道路是什麼？一句話：「當言所以化之之術。」這裡的「化」，不隻是教化之意，它的主旨是變化，大而化之，就是隻有通過變法，即整個社會的改革和變動，才能掃除一切惡習，真正實現富國強兵。
後人評論
吳德旋《初月樓古文緒論》：「古來博洽而不為積書所累者，莫如王介甫。」
興賢
國以任賢使能而興，棄賢專己1而衰。此二者，必然之勢，古今之通義，流俗2所共知耳。何治安之世有之而能興，昏亂之世雖有之亦不興？蓋用之與不用之謂矣。有賢而用，國之福也；有之而不用，猶無有也。商之興也，有仲虺、伊尹；其衰也，亦有三仁3。周之興也，同心者十人4，其衰也，亦有祭公謀父5、內史過6。兩漢之興也，有蕭、曹、寇、鄧之徒；其衰也，亦有王嘉、傅喜、陳蕃、李固之眾7。魏、晉而下，至於李唐，不可遍舉，然其間興衰之世，亦皆同也。由此觀之，有賢而用之者，國之福也，有之而不用，猶無有也，可不慎歟？
今猶古也，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今之士民亦古之士民。古雖擾攘之際8，猶有賢能若是之眾，況今太寧，豈曰無之？在君上用之而已。博詢眾庶9，則才能者進矣；不有忌諱，則讜直10之路開矣；不邇小人，則讒諛者自遠矣；不拘文牽俗，則守職者辨治矣；不責人以細過，則能吏之誌得以盡其效矣。苟行此道，則何慮不跨兩漢、軼{11}三代，然後踐五帝、三皇之塗哉。
【注】
1專己：自己獨斷專行。2流俗：指一般平民百姓。3仲虺（hui悔）：商湯的左相，即中壘。伊尹：商湯的宰相，曾輔佐湯伐桀滅夏。三仁：指商末三位賢人微子、箕子、比乾。4十人：指周朝初年輔助武王、成王的周公、太公、召公、畢公等十人，《尚書?大誥》中有詳細記載。5祭公謀父：祭公是周穆王時的卿士，謀父是字。6內史過：周惠王時的大臣，思想比較開明。內史為周朝的官名，相當於後世的宰相。7王嘉：西漢哀帝時宰相，為人剛直嚴毅，後因勸諫哀帝寵幸董賢，下獄死。傅喜：哀帝時為右將軍，為人恭儉修潔，忠誠憂國。陳蕃：東漢末大臣，為人忠清直亮，後謀誅宦官，事泄被殺。李固：東漢末年的大臣，從小博學正直，沖帝時為左尉，後被誣下獄，與二子一起被害。8擾攘之際：指亂世。擾，擾亂，侵擾，紛擾。攘，攘奪。9博詢眾庶：廣泛征求百姓意見。10讜（dǎng黨）直：正直敢諫。讜，言直。{11}軼（yi亦）：超過，超越。
「興賢」二字是「國以任賢使能而興」的縮寫，意為一個國家隻有起用賢人才能使國家興旺起來，這是本文的主旨。這篇議論小品大致作於嘉祐四年（1059）間，從中不僅可以看出作者早就對選賢任能有關國運興衰的重要性有明確認識，而且此文在當時具有影響輿論，推動朝廷，提醒皇上的積極作用。
作為一篇議論文，本文風格是簡勁有力，深入淺出。文首開門見山，直奔主題。「國以任賢使能而興，棄賢專己而衰。此二者必然之勢，古今之通義，流俗所共知耳」，把自己的觀點表達得明確堅定，不枝蔓，不拖泥帶水。
緊接著，以歷史為鑒，重實證。作者著重舉出商、周、兩漢賢才共22位歷史人物來證明前麵自己提出的基本觀點，給人明確、深刻的印象。王安石隨手拈出的這些賢才的事跡，都是班班可考，無法否認的，這從一個側麵說明作者有豐富的古代興衰的歷史知識，有過認真、詳實的思考，並不是偶然的靈機一動。最後以一句「由此觀之，有賢而用之者，國之福也，有之而不用，猶無有也，可不慎歟」加以歸結。既是對當世的提醒，又巧妙地引出下文，起到過渡的作用。
王安石認為，賢才「今猶古也」，一個是「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一個是「今之士民亦古之士民」，兩者並沒有什麼不同。他在對比中向君王進言，希望打開言路，發現真正的賢能之士；希望君王能遠離小人，寬容人才的小缺點、小過失，那麼能吏們就能盡心盡責，在崗守職的人們也能明白治理政事的是與非了。這些建議分條陳述，極有現實性和針對性，從不同的方麵向君王和高層統治者提出了興賢用能的指導方針。內容豐富，概括性強，至今仍有很強的借鑒和啟示意義。
後人評論
李東陽在《懷麓堂詩話》中稱贊王安石是「極有筆力當別用一具眼觀之」。
傷仲永
金溪1民方仲永，世隸耕2。仲永生五年，未嘗識書具，忽啼求之。父異焉，借旁近與之3。即書詩四句，並自為其名。其詩以養父母、收族4為意，傳一鄉秀才觀之。自是指物作詩立就，其文理皆有可觀者。邑人奇之，稍稍賓客其父5，或以錢幣乞{6}之。父利其然也，日扳仲永環謁7於邑人，不使學。
予聞之也久。明道中，從先人還家，於舅家見之，十二三矣。令作詩，不能稱前時之聞。又七年，還自揚州，復到舅家，問焉，曰：「泯然8眾人矣！」
王子曰：仲永之通悟9，受之天也。其受之天也，賢於材人遠矣。卒之為眾人，則其受於人者不至也。彼其受之天也，如此其賢也，不受之人，且為眾人。今夫不受之天，固眾人，又不受之人，得為眾人而已邪？
【注】
1金溪：宋代縣名，屬江南西路撫州，治所在今江西金溪縣。2隸耕：屬於農耕人家。3借旁近與之：借附近人家的書具給他。4收族：團結同族。5賓客其父：用對待賓客的禮節對待他父親。此處「賓客」作動詞用。6乞：給，給予。7日扳（ān攀）仲永環謁：每天牽拉著仲永四處拜訪。扳，挽引，拉扯。8泯然：消失殆盡的樣子。9通悟：猶「通敏」，通達聰慧。
本文寫於慶歷三年（1043），是一篇因事抒感、敘議結合的散文名篇。作者借事說理，以方仲永的事件為主體，緊扣一個「傷」字展開，流露出作者對一個神童從幼年的天資聰穎到最終泯然眾人的惋惜之情，強調後天教育對成才的重要性。
文章分敘事和議論兩部分。敘事部分作者用跟蹤描寫的手法，描寫了方仲永的人生變化。方仲永出身於世代為農的家庭，幼年時天資聰穎，五歲時忽然向父母索取紙筆，便能寫出四句詩來，並知道署上自己的姓名，好像是一個無師自通的神童，而且文思敏捷，「指物作詩立就，其文理皆有可觀者」。這真是有點傳奇色彩。後來其父「不使學」，十二三歲時他已名不副實，文采上開始走下坡路了，再讓他作詩，和前時之聞已經相差很遠。又過了七年，作者再到舅家，問到方仲永的情況，幼時的聰慧已經消失淨盡，已經和芸芸眾生沒有什麼差別了。
仲永的天賦遠遠超過一般有才能的人，但最終卻變成和大眾一樣平凡無奇，這是為什麼呢？為了進一步揭示原因，作者又紆徐委曲地轉進一層，使其議論向縱深發展，指出天賦這樣好的仲永，因不重視後天的教育培養，尚且淪為眾人；那麼本來就是天賦平常的人，如果再不重視後天的教育，最終還能做一個普普通通的人嗎？結尾奇警而又發人深思。
後半部分議論則表明作者的看法，指出方仲永才能衰退是由於「受於人者不至」，強調了後天教育的重要。文章以「傷仲永」為題，寫的是可「傷」之事，說的是何以可「傷」的道理，表達了三個層次的「傷」。第一層是為仲永這樣一個天才最終淪為一個普通人而感到惋惜，第二層是為像仲永的父親這樣不重視後天教育，思想落後的人而感到可悲，第三層是為那些天資不及仲永，又不接受後天教育，最終連普通人都不如，重蹈方仲永的覆轍的人哀傷。
這篇不到三百來字的文章，敘事條理清楚，說理深刻透徹。通過方仲永這一實例說明具有普遍借鑒意義的道理，給人以深長的思考。人是否能成才，與天資有關，更與後天所受的教育以及自身的學習有關。這就對鼠目寸光的家長提出了批評與警告。這種批評與警告，至今仍有很普遍的借鑒意義。
後人評論
高步瀛《唐宋文舉要》甲編卷七：「將上文一筆折到，辭氣極為駿快。」
同學一首別子固
江之南有賢人焉，字子固1，非今所謂賢人者，予慕而友之；淮之南有賢人焉，字正之2，非今所謂賢人者，予慕而友之。二賢人者，足未嘗相過也，口未嘗相語也，辭幣未嘗相接也3；其師若友，豈盡同哉？予考其言行，其不相似者何其少也！曰：「學聖人而已矣。」學聖人，則其師若友，必學聖人者。聖人之言行，豈有二哉？其相似也適然。
予在淮南4，為正之道子固，正之不予疑也；還江南，為子固道正之，子固亦以為然。予又知所謂賢人者，既相似又相信不疑也。
子固作《懷友》一首遺予，其大略欲相扳以至乎中庸而後已5。正之蓋亦嘗雲爾。夫安驅徐行，6中庸之庭，而造7於其室，舍二賢人者而誰哉？予昔非敢自必其有至也，亦願從事於左右8焉爾，輔而進之其可也。
噫！官有守9，私有係10，會合不可以常也。作《同學》一首別子固，以相警，且相慰雲。
【注】
1子固：即曾鞏。江西南豐人，唐宋八大家之一。2正之：孫侔，為文奇古，終身不仕。3辭：言辭，指書信。幣：相互贈送的禮物。4淮南：淮南路，宋治所在揚州（今江蘇揚州市）。5扳：挽引。6（歷n吝）：指車輪輾過。7造：造訪。8從事於左右：指跟隨在曾鞏、孫侔兩人身邊。這是自謙的話。9守：職責。守有約束之意。10係：牽係，牽累。
本文是一篇贈序，約作於慶歷三年（1043），是作者早年的作品。子固，是曾鞏的字。曾鞏是北宋著名的散文家，和作者同正值風華正茂，兩人又同是江西人。題目中的「同學」一詞，字麵意思雖然可以解作「共同學習」，可它的真正意思是「共同學習聖人」。抒寫朋友間相警相慰、互勉互勵之意，唱嘆有情，婉轉深厚。
本文的重點是談論「賢人」的問題和吏治的改革，自然要進賢黜邪。這裡的「賢人」，與歐陽修《朋黨論》中的「君子」，是同一類人，都是一些敢於「矯世變俗之誌士」。
文首說「江之南有賢人焉」，即稱贊他的兩位友人曾鞏和孫侔，就是兩個君子式的賢人。一則照應問題，二則表達自己的觀點，以賢人來帶動全篇。
雖然「未嘗相過」，沒有親密的交往；「未嘗相語」，沒有常常在一起交談；「辭幣未嘗相接」，沒有書信和禮物往還，但彼此的言行卻如此相似，都同學聖人以為榜樣，也都是道德君子，彼此「正於道」而不相疑。他們也是「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其師若友」，以共同改革社會、改革朝政的理想為基礎的。在這裡，作者寫曾、孫二人，其實也是在寫自己。
行文至第三段落，才觸及本題，強調「其大略欲相扳以至乎中庸而後已」，提出了自己的做人處事標準，即中庸之道。以期望他和曾、孫二人，能夠以這個標準互相幫助，互相提高。末句「願從事於左右」，雖是作者自謙的話，然亦表達了對友人發自內心的仰慕之情。
最後一段，作者感慨說不能和曾鞏經常在一起，互相切磋文章，由此而感到遺憾和失落。「以相警，且相慰雲」，「相警」「相慰」四個字，道出了本文的寫作目的，也升華了主題。可以想象，兩個人的友誼是純粹的，不摻雜任何世俗的雜質。這種友誼不會因為時間而淡化，也不會因為時間而有所鬆弛，無限離別意，盡在不言中。
在寫作手法上，本文從大處著眼，小處著筆，由小及大，收放自如。這種對文字的駕馭能力，正是王安石作品的魅力所在。
後人評論
《宋史》：「（王）以文章節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經濟為己任。」
讀孟嘗君傳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1，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嗟乎！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2，豈足以言得士？不然，擅3齊之強，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麵而製秦，尚取雞鳴狗盜之力哉？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注】
1孟嘗君：姓田名文，戰國時齊之公子，以好客養士而著稱。《孟嘗君傳》即《史記?孟嘗君列傳》。2特：但，隻。雞鳴狗盜：孟嘗君出使秦國，被囚。有門客裝狗，盜得狐白裘獻給秦王寵姬，寵姬勸秦王釋放孟嘗君。孟嘗君連夜逃至函穀關，天未亮，關門未開，又有門客學雞叫，騙開關門，才逃回齊國。3擅：依靠，憑借。
孟嘗君姓田名文，是著名的戰國四公子之一。他養士數千人，成為齊國的重要政治人物。士人也因為他待人「無分貴賤」而樂意歸附他，孟嘗君被困於秦國時，最終依賴這些擅長雞鳴狗盜的士人，從虎豹般的秦國脫身。司馬遷都不禁概括說：「世之傳孟嘗君好客自喜，名不虛傳矣。」
而王安石在讀《史記?孟嘗君傳》之後，就寫下一篇與眾不同的讀後感，全文僅90字，卻被譽為「千秋絕調」。這篇《讀孟嘗君傳》是一篇駁論文，它所要反駁的，就是人們都認可的「孟嘗君能得士」的傳統看法。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一開頭就直奔主題，而後用兩句話非常簡括地點出了傳統看法的主要內容，作為自己駁論的靶子。也正因為如此，所以「士以故歸之」，這是「能得土」的因果關係。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又是「能得士」「士歸之」的結果。簡簡單單的三句話，把《孟嘗君列傳》中一大段記敘文字的內容都全部概括進去，且每一句都彼此連接，非常簡練，也非常緊湊。三句話中的「得士」「士歸」「脫秦」在後麵都有照應，也都是批駁的對象，可謂語無虛設，甚至連「虎豹」這樣的形容性詞語，後麵也自有照應。
鋪墊充足以後，作者緊接著用「嗟乎」這個感嘆語作轉折，馬上提出了一個與「孟嘗君能得士」針鋒相對的論斷：「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土？」不僅一反世人的敬仰之情，還給號稱最能得士的孟嘗君戴上一頂「雞鳴狗盜之雄」的帽子。這個針鋒相對的論斷由於跟傳統看法完全對立，看似極為荒唐，不可思議，也吊足了讀者的胃口。
但接下來，王安石並不從正麵去論證自己提出的這個論斷。因為倘若費力地論證孟嘗君非得士之人，並不能證明他得的是「雞鳴狗盜」之人，因為他也網羅了像馮諼這樣的人才。於是王安石緊緊抓住「不足以言得士」這個中心論題，巧妙地從反麵加以推論：「不然，擅齊之強，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麵而製秦，尚何取雞鳴狗盜之力哉？」這是直接反駁上文的「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
於是讀者恍然大悟，原來在作者心目中，所謂「士」，絕非「雞鳴狗盜之徒」，而是「國士」，是有大智大謀能為帝王師的高級人才，是像興商的伊尹、興周的呂望、興漢的張良這種興邦定國之材。有了這樣的人才，再加上齊國據有的強大國力，就可以南麵稱王，製服虎豹之秦，哪裡還用得著雞鳴狗盜之徒的力量呢？這一反問，咄咄逼人，又理直氣壯。
這個歷史事實正可以從反麵證明孟嘗君並未得士，並未得到像管仲那樣輔佐桓公成霸業的士，更不用說輔佐武王成王業的呂望那樣的士了。「雞」「狗」與「虎豹」的對照，頗含深意：孟嘗君非得士之人，隻不過是雞鳴狗盜之雄而已，而賢明之士是指治國安邦的人，正因為孟嘗君門下盡是一些隻懂雕蟲小技之士，所以真正的賢明之士是不肯投靠他的，觀點有新意，其實這裡就已涉及到了人才的標準問題。
行文至此，已將孟嘗君「豈足以言得士」的論斷論證得很有力了，但作者抓住孟嘗君用雞鳴狗盜之徒之力這件事又翻進一層：「夫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這更是發聾振聵之論，是直接反駁「士以故歸之」這個論斷的。因為，孟嘗君一旦收了雞鳴狗盜之徒，真正的國士就會認為他根本不重士。因為士不僅羞於與此輩為伍，更是因為他們從搜羅任用雞鳴狗盜之徒這件事上，看到了主人之不能成大事。說明孟嘗君之所以不得真正的國士，恰恰是由於他搜羅了雞鳴狗盜之徒。通過這一層的反駁，作者無不惋惜地發出感慨說：「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一聲悲嘆結束全篇，可謂是餘音繞梁，令人回味無窮。
後人評論
沈德潛：「語語轉，筆筆緊，千秋絕調。」（《唐宋八家古文讀本》卷三十）書李文公1集後
文公非2董子作《仕不遇賦》，惜其自待不厚。以予觀之，《詩》三百，發憤於不遇者甚眾。而孔子亦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3，吾已矣夫!」蓋嘆不遇也。文公論高如此，及觀於史，一不得職，則詆審相以自快。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言不可獨信久矣。雖然，彼宰相名實固有辯4。彼誠小人也，則文公之發，為不忍於小人可也。為史者，獨安取其怒之以失職耶？世之淺者，固好以其利心量君子5，以為觸宰相以近禍6，非以其私，則莫為也。夫文公之好惡，蓋所謂皆過其分者耳。
方其不信於天下，更以推賢進善為急。一士之不顯，至寢食為之不甘。蓋奔走有力，成其名而後已。士之廢興，彼各有命。身非王公丈人之位，取其任而私之，又自以為賢，仆仆然{7}忘其身之勞也，豈所謂知命者耶!《記》日：「道之不行，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夫文公之過，抑其所以為賢歟!
【注】
1李文公集：唐李翱撰。李翱，字習之，隴西成紀（甘肅秦安東）人，曾從韓愈學古文。2非：責難。3鳳鳥：古代傳說中的一種神鳥。河不出圖：傳說在上古伏羲氏時代，黃河中有龍馬背負八卦圖而出。鳳鳥至、河出圖，被古人看做是聖人受命而王的先兆。4名實：外在的名和內在的實際。辯：通「辨」，指不同、區別。5固好以其利心量君子：即俗話說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利心，功利之心。量，度量。6近禍：招惹災禍。7仆仆然：奔走勞頓之狀。出自《禮記?中庸》。
本篇是作者讀《李文公集》後寫的一篇書後，李文公即李翱，是古文運動的積極參與者。「書後」是一種文體，近似於跋，但形式和內容更加自由。本文題為《書李文公集後》，但並沒有對李翱文集內容作任何評述，而是對李翱的人品作了辨析，描繪李翱是「以推賢進善為急」，贊頌他好惡分明的個性和求賢若渴的高尚品德。
文章第一段先從李翱非難董仲舒作《仕不遇賦》談起，分析了李翱對「不遇」的見解並表達自己的看法。董仲舒曾作《仕不遇賦》，抒發文人不遇明主的牢騷。李翱對董仲舒的怨懟態度有不同的看法，認為有失大儒風度，勸他應該通達地看待自身之窮達，不應「自待不厚」，大發牢騷。這樣一來，文章給讀者引出這樣一個事實，即：李翱本人對不遇的見解和史書所載他的行為並不一致。行文至此，讓人以為作者似乎是在批評李翱的言行不一。其實這些敘述隻是一個引子，隻是想用李翱言語與行動的矛盾來引發讀者的思考和閱讀的興趣。
接下來，作者筆鋒一轉，剖析了李翱言語與行動產生不一致的原因及該如何看待這種不一致性。他指出：「今吾於人，聽其言而觀其行，言不可獨信久矣。」就是說觀察一個人，不能隻聽他的言論，重要的是看他的行動。接下來本著這種原則，作者對李翱抵觸宰相一事作了剖析：宰相李逢吉的名聲與實際有可挑剔的地方，李翱的憤怒是因為「不忍於小人」而發的。並且，李翱「一不得職，則詆宰相以自快」，把一個嬉笑怒罵、有血有肉的李翱勾勒出來。著史者不能深察李翱發怒的深層原因，而僅僅記述其發怒行為，就是失職。
至此，作者還進一步指出，世上淺薄的人往往喜歡「以其利心量君子」，認為抵觸宰相會招惹禍害，因此推測李翱是因為私人恩怨才抵觸宰相的。這既批判了世人的推測，也為後文褒揚李翱埋下伏筆。
文章後半部分主要寫李翱的好惡「皆過其分」，寓褒於貶。轉入作者此文的正題，熱烈贊揚李翱是「更以推賢進善為急」，乃至於「一士之不顯，至寢食為之不甘」；甚至為了能夠推舉賢能，不懼東奔西走，「仆仆然忘其身之勞」。於是，一個愛才、求才、任才、愛才的愛憎分明的官員形象便展示在世人麵前，與前文的貶低形成鮮明對比，讓世人頓悟，原來這都是李翱的本性使然，而非是人們私下猜測的那樣。
從剖析缺點開始，到肯定贊譽為止。欲揚先抑，先抑後揚，更顯其揚起。不但使得行文曲折有致，而且巧妙表達了作者的歌頌之情，對李翱的贊美之意溢於言表。篇幅雖然短小，卻波瀾起伏，具有獨特的藝術魅力。
後人評論
劉熙載：「半山文瘦硬通神，隻下一二語便可掃卻他人數大段，是何等簡貴。」（《藝概》）答司馬諫議書
某啟1：昨日蒙教2。竊以為與君實遊處相好之日久3，而議事每不合，所操之術4多異故也。雖欲強聒5，終必不蒙見察，故略上報，不復一一自辨。重念蒙君實視遇厚，於反復6不宜鹵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實或見恕也。
蓋儒者所爭，尤在於名實。名實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實所以見教者，以為侵官7、生事、征利、拒諫，以致天下怨謗也。某則以謂受命於人主，議法度而修之於朝廷，以授之於有司，不為侵官；舉先王之政，以興利除弊，不為生事；為天下理財，不為征利；辟邪說8，難壬人9，不為拒諫。至於怨誹10之多，則固前知其如此也。
人習於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國事、同俗自媚於眾為善，上乃欲變此，而某不量敵之眾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則眾何為而不洶洶然{11}？盤庚{12}之遷，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盤庚不為怨者故改其度，度義而後動，是而不見可悔故也。如君實責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為，以膏澤斯民，則某知罪矣；如曰今日當一切不事事，守前所為而已，則非某之所敢知。
無由會晤，不任區區向往之{13}至。
【注】
1某啟：古時書信開頭格式。某，是人名的代字，為了簡便，起草寫作「某」。此處意思是：「安石陳述。」2蒙教：承受教誨。這是收到司馬光的來信《與王介甫書》的客氣話。3君實：司馬光的字。時任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遊處：同遊共處，指朋友往來交好。4所操之術：指彼此所主張的政治上的一些做法。操，持。術，方法、手段、策略。5強聒（guo郭）：勉強說給人聽。聒，喧擾，嘈雜。6反復：指書信往來答辯。7侵官：侵犯原來官吏的職權。8辟邪說：批駁錯誤言論。9難壬人：斥責巧言獻媚的奸佞之徒。10怨誹：抱怨和誹謗。{11}洶洶然：大吵大鬧的樣子。{12}盤庚之遷：盤庚是殷代的中興之君，他即位後，將都城從奄（今山東曲阜）遷到亳之殷地（今河南安陽），曾遭到全國上下的反對埋怨。{13}向往之至：指仰慕到極點。此處是恭維的話。
自古以來，一些力圖富國強兵的變法，往往都會遭到傳統勢力的阻撓。宋神宗熙寧二年（1069）春，王安石任參知政事（即副宰相），他針對北宋王朝存在的弊政，提出變法主張，在理財、整軍兩大方麵，製定了一係列的改革措施，但是卻遭到以司馬光為首的保守派的強烈反對。第二年，當時任翰林學士、右諫大夫的司馬光給王安石寫了一封三千六百多字的長信，列舉新法的種種弊端，要王安石放棄新法，恢復舊製。
麵對反對者的興師問罪，王安石用這三百多字的短信回敬了司馬光，簡潔有力地駁斥了司馬光錯誤的保守觀點，並表示了自己革新政治的堅定立場與決心。文章寫得言簡意賅，謹嚴銳利，表現了王安石一向雄健、慎密的論說文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