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如何製定法律（2 / 2）
如果犯了偷竊罪的人是奴隸，羅馬人會將其從塔貝亞懸崖推下去。萊庫古的法律關於竊賊的規定和奴隸沒有絲毫關係，所以羅馬人對奴隸采取另一種處罰方式，其實正是在遵循斯巴達人的法律原則。
羅馬的裁判官會命人隨意杖責被抓到的未成年竊賊，斯巴達人也是這麼做的。這些行為方式有著悠久的歷史，斯巴達人這麼做遵循的是克裡特人的風俗。柏拉圖以「既然可以承受個人對戰的痛苦，私下偷竊的痛苦又有什麼不能承受的」這句話來證明他的觀點：戰爭是克裡特人製定此項法律的原因。
由於公民法以社會為對象，所以它的基礎是政治法。所以如果一個國家準備啟用另一個國家的公民法時，必須先看看那個國家和它是否具有相同的法律體係和政治法。
為什麼克裡特人關於盜竊罪的法律條文，在斯巴達就像在克裡特一般適應良好，因為斯巴達人移植過去的不僅僅是這項法律，還有克裡特人的政治法和法律體係。但是羅馬與斯巴達的法律體係是不一樣的，所以在被移植過去之後，這條法律與羅馬人其他公民法的條文很難建立聯係。
第十四節法律和立法時的環境不可分割
雅典有這樣一條法律：當雅典被圍，城內所有幫不上忙的人都要被處死[1675]。這條政治法非常卑鄙，催生它的那條萬民法一樣卑鄙。如果希臘的某座城市陷落，那麼這座城市裡的居民作為公民的自由就將被剝奪，他們會變成奴隸並遭到販賣，如此一來，陷落的城市就徹底被毀了，人們為什麼要殊死反抗，為什麼會做出沒有天良之事？原因就在這裡。另外，有時這也是此類殘忍法律出現的原因。
按照羅馬法[1676]，如果醫生出現過失或者無能為力的情況，將會受到懲罰，按照地位高低，或被流放，或被處死。但法國的法律不是如此，這很正常，畢竟羅馬法和法國法律是在不同的情況下編製的。在羅馬，任何人都能成為醫生，魚目混珠的情況非常嚴重，可是我們這裡的醫生都是經過學習，拿到了行醫資格的。因此，醫生在人們眼中，就是醫術高超之人。
第十五節有時法律需要自己調節
按照十二銅表法，殺了在夜晚行竊的人，無須承擔責任；殺了在白天行竊的人，如果他反抗的話，也無須承擔責任。不過，這條法律還有一個規定：在他殺掉小偷兒的過程中，必須向民眾大聲呼喊[1677]。呼喊可以證明殺掉竊賊者並未犯法，有機會讓法官和證人在他行動時到達現場，所以，那些將執法權交給公民的法律應該一直堅守這一條。隻有讓民眾知道發生了什麼事，知道他殺掉竊賊時的詳細情況，才能讓當時的一切，比如神情、麵色、情緒、沉默或者每句話，成為證據，以判定這位殺掉竊賊的人是否有罪。這種法令會對公民的安全和自由造成威脅，怎麼能背著民眾去做？
第十六節立法時要注意什麼
多少關注一下立法模式，是每個有足夠的才華為本國或別國立法的人應該做的事。
法律用詞要簡潔。短小精悍的十二銅表法連孩童都能背誦[1678]，自然是其中的佼佼者。查士丁尼的《新法輯覽》之所以遭到刪減[1679]，就是因為太長了。
法律用詞要淺顯直白，旁敲側擊永遠比不上開門見山。在東羅馬帝國，法律界沒有王者，君主們說起話如文豪一般。辭藻華麗的法律，隻會被人們當成一本誇張的書。
法律用詞要精準到不會讓任何人產生誤解的程度。樞機主教黎塞留允許人們在國王麵前控告大臣[1680]，但若說的隻是雞毛蒜皮的小事，那麼控告者將受到懲罰。一件事是不是大事是很難界定的，甲眼中的大事，在乙眼中或許根本不值一提，所以，人們就不會積極地指控他了。
按照霍諾尤斯法，如果有人買賣已獲得自由的奴隸，讓其重新變成農奴，或者讓他感到不安，將被處死[1681]。一個人安心與否完全是他自己的感受，所以這類模糊不清的詞也不應該用。
因為影響貨幣價值的因素非常多，在不同的時間，同等幣值完全可以代表兩種不同的價值，所以當法律要確定一個數量時，盡可能不要以金錢為標準。羅馬那位莽漢的故事，我想大家都知道吧，他見到誰就打誰耳光，然後再按照十二銅表法給人二十五蘇。
如果已經用清楚的言辭在法律中對某件事做了解釋，再用含糊的詞語就沒必要了。路易十四的一項刑事法令[1682]，明明已經將國王負責的案件逐一列明了，可在最後，偏偏加了一句「以及國王的法官一直負責的所有案件」，於是，又繞回剛剛脫離的獨裁狀態。
聽聞在遵行習慣法的地方，有些原告直到宣判三四個月，甚至六個月之後，才提起上訴，查理七世表示[1683]這完全違背了國家的習慣法，於是下令隻有在檢察官徇私枉法、欺上瞞下[1684]，或者確實存在某些關鍵、顯著理由的情況下，才允許過期上訴，平時隻能立即上訴。這是一項前後矛盾的法令，而且是截然相反，若非如此，也不會有人將上訴時間拖延到三十年之後了[1685]。
按照倫巴第法，穿上教服的女性，就算沒有宣誓成為神職人員，也不能結婚[1686]，此項法令說：「一個已用戒指娶了一位妻子的男人，再娶一個妻子屬於違法行為，再將上帝的妻子或者聖母娶回家就更不用說了……」我的意思是，從事實走向虛妄，或者從虛妄走向事實，都不應成為法律中講理的方式，從事實走向事實才是。
康斯坦丁有項法律，除了主教，其他任何人的證詞都不作數[1687]。這位皇帝想走捷徑，審案隻看人，且隻看地位高的人。
法律應該通俗易懂，即使是尋常人也能充分了解。法律隻是一個家長的樸素的道理，而非艱深的邏輯學。
除非無法避免，否則法律中盡量不要有例外、條件和修訂。一旦有了這些，就免不了要有另外一些。
除非理由充分，否則不要修改法律。查士丁尼規定，如果訂婚已過兩年，男方還不肯結婚，女方可以退掉親事，不僅如此，還能留有嫁妝[1688]。後來他將此項法律改為，如果男方較為窮困，兩年的時限可以延長為三年。但是，這種事，兩年和三年有什麼區別，三年比兩年好在哪兒了？
如何才能證明一部法律確實是有道理的？首先得保證這些道理和這部法律相配。羅馬有部法律規定，因為盲人看不到法官的衣著，所以嚴禁盲人辯訴。這個理由沒有任何道理，明顯是刻意找的，畢竟有說服力的理由很多。
畢達哥拉斯的數率貌似可以證明[1689]，法學家保盧斯的說法——七個月的早產兒已經發育完好——是正確的。可是要用畢達哥拉斯的數率作為判案的標準，這不是很奇怪嗎？
在法國，某些法學家以國王的王冠是圓形的為理由，要求被國王攻占地區的教會，向國王表示臣服，並接受國王的調派。在這裡，我想探討的不是國王的權力，也不是公民法或教會法此時是否應該向政治法低頭。我唯一想說的是，這是一種值得尊敬的權利，應當用莊重的原則來守護它。誰見過這種事——某種身份擁有的切實的權利，居然是象征此種身份的物件的形狀決定的。
達維拉說，魯昂高等法院判定查理九世成年時，他才十四歲，按照那時的法律，如果事涉未成年財產權的收回與處置，在計算年齡時必須準確無誤，一天都不能少，但如果涉及尊號的交接，那生日一過就算大了一歲[1690]。這項規定迄今為止並未造成任何弊端，我要做的也不是指出它的錯處，我隻想說，君王是數以萬計的百姓的掌控者，對他來說，一個名號能決定什麼呢？所以這位濟貧署長的道理是錯的。
法律比人更會推理。按照法國的法律[1691]，在瀕臨破產的十天內，商人的行為將帶有欺騙性，這是法律的推斷；按照羅馬的法律，察覺妻子通奸卻不離婚的男人必須接受處罰，除非他覺得自己未必能贏得這場官司，或者他不怕丟臉，這是人的推斷。法官需要找到誘因，然後宣判，可是支持他得出判決的思考模式並不清晰。若以推斷為判決依據，那法官的裁決將充滿偶然性；若以法律為推斷依據，法官就能從法律中找到一種穩定的原則。
按照柏拉圖的法律，那些因為懦弱，而非不願受侮辱而選擇自殺的人，將受到懲罰，這點我在前麵已經說過了。以這項法律為審判原則的法官，若無法問出罪犯到底為什麼自殺，他將隻能自己推斷，所以，這條法律是非常糟糕的。
按照羅馬人的法希笛安法，無論何時，遺產繼承人都能得到四分之一的遺產。可是與此同時，又有一項法律規定，立遺囑者有權剝奪繼承人這四分之一的遺產繼承權。如此一來，法希笛安法哪還有什麼法律效力：立遺囑者若願意將遺產留給繼承人，繼承人也不必請出法希笛安法了；立遺囑者若不願將遺產留給繼承人，就算繼承人請出法希笛安法，立遺囑者也可以將其駁回。這是在拿法律尋開心嗎？
為防止法律和事物的性質相悖，立法時應嚴密監控法律的性質。腓力二世在奧蘭治親王遭到流放時說，殺掉奧蘭治親王或其繼承人將得到兩萬五千埃居和爵位作為賞賜。一個國王竟然打著上帝臣仆的旗號說出這種話，竟然可以拿爵位來賞賜此種行為，所謂上帝的臣仆竟然通過懸賞來激勵這種行為。榮譽觀、道德觀和宗教觀都被這一切徹底毀掉了。
有些事算不得壞事，卻以假想的善為理由，嚴禁人們去做，這恐怕完全沒必要吧。從某種意義上講，法律應該坦率直白。立法是為了對人的惡予以懲治，既然如此，它首先就得乾淨純粹。西哥特法有一條規定[1692]：猶太人可以不吃豬肉，但和豬肉一起烹煮的食物，他們必須吃。這太荒唐了。按照猶太人的法律，他們是不能吃豬肉的，而且不吃豬肉幾乎是猶太人僅剩的法律，這是唯一可以分辨他們的標誌了，可此項規定卻在強迫他們必須背棄這條法律。
第十七節壞的立法方式
我們的國王以敕令和詔諭的形式下達自己的命令，羅馬的國王也是如此。但是羅馬的國王和我們的國王也有不一樣的地方，比如我們的國王不許個人和法官上達陳情表來陳述他們的分歧，但羅馬國王允許，不僅如此，還會通過敕復予以回應。事實上，教皇的敕諭也是一種敕復。這並不是一種好的立法模式，這點我們是清楚的，隻有那些想讓立法者走上歧途的人才會主張以此種模式立法。尤裡烏斯·卡皮托裡尼說[1693]，圖拉真不想讓那些隻是特殊恩赦的敕令出現在所有案件中，所以通常不會批準此類敕復。馬克裡努斯無法忍受將康茂德、卡拉卡和其他昏庸無道的皇帝的敕復，當成法律的行為，所以下令廢除一切敕復[1694]。可查士丁尼卻將這些敕復編進了自己的法律匯編中，因為他並不認同馬克裡努斯的想法。
研讀羅馬法的讀者們，請聽我一言，不要將那些假想的內容和以下法令混為一談：元老院法令、平民會議決議、君主們的總則，還有所有以事物的屬性、女人的脆弱、未成年人的劣勢和公共利益為基礎確立的法律。
第十八節一致性的思想
一致性的思想，有時會出現在大人物（即使是查理曼也一樣如此）身上，總是會出現在小人物身上。他們了解的那種完善就存在於一致之中，所以他們必定可以找到。行政管理和商業活動采用相同的計量單位，國家遵行相同的法律，各個地方信仰同一個宗教。但是，這些相同的東西，是否永遠合宜、毫無例外呢？相比於承受，改革更難忍受嗎？何時應該區別對待，何時應該保持一致，難道那些具有洪才大略的人不知道？在中國，中國人和韃靼人會各自遵循自己的禮儀規範。中國是世界上最崇尚和平的國家。若所有民眾都能奉公守法，那麼是什麼法律又有什麼關係呢？
第十九節立法者
亞裡士多德有時會放任自己嫉妒柏拉圖，有時又會放任自己喜愛亞歷山大。雅典人的暴虐讓柏拉圖火冒三丈。馬基雅視以倫迪諾瓦公爵為榜樣，滿心滿眼都是他。托馬斯·莫爾的書並不他自己的想法，是他看來的，他希望希臘城邦那種質樸的方式，可以在世界所有國家推行[1695]。哈林頓除了英格蘭共和國，什麼都看不見，不少作者堅信沒有國王的地方必定戰亂四起。法律時刻都有和立法者的熱情與成見碰撞的危險，有時隻會稍微沾上一點點顏色，有時卻會無法前進被它們同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