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藝術論》(盧氏)(2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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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就是上文所提起的一九二四年在墨斯科的講演,據金田常三郎的日譯本重譯的,曾分載去年《奔流》的七,八兩本上。原本並無種種小題目,是譯者所加,意在使讀者易於省覽,現在仍然襲而不改。還有一篇短序,於這兩種世界觀的差異和沖突,說得很簡明,也節譯一點在這裡——

「流成現代世界人類的思想圈的對蹠底二大潮流,一是唯物底思想,一是唯心底思想。這兩個代表底思想,其間又夾雜著從這兩種思想抽芽,而變形了的思想,常常相克,以形成現代人類的思想生活。

「盧那卡爾斯基要表現這兩種代表底觀念形態,便將前者的非有產者底唯物主義,稱為馬克斯主義,後者的非有產者底精神主義,稱為托爾斯泰主義。

「在俄國的托爾斯泰主義,當無產者獨裁的今日,在農民和智識階級之間,也還有強固的思想底根底的。……

這於無產者的馬克斯主義底國家統製上,非常不便。所以在勞農俄國人民教化的高位的盧那卡爾斯基,為拂拭在俄國的多數主義的思想底障礙石的托爾斯泰主義起見,作這一場演說,正是當然的事。

「然而盧那卡爾斯基並不以托爾斯泰主義為完全的正麵之敵。這是因為托爾斯泰主義在否定資本主義,高唱同胞主義,主張人類平等之點,可以成為或一程度的同路人的緣故。那麼,在也可以看作這演說的戲曲化的《被解放了的堂吉訶德》裡,作者雖在揶揄人道主義者,托爾斯泰主義的化身吉訶德老爺,卻決不懷著惡意的。作者以可憐的人道主義的俠客堂·吉訶德為革命的魔障,然而並不想殺了他來祭革命的軍旗。我們在這裡,能夠看見盧那卡爾斯基的很多的人性和寬大。」

第四和第五兩篇,都從茂森唯士的《新藝術論》譯出,原文收在一九二四年墨斯科出版的《藝術與革命》中。兩篇係合三回的演說而成,僅見後者的上半注雲「一九一九年末作」,其餘未詳年代,但看其語氣,當也在十月革命後不久,艱難困苦之時。其中於藝術在社會主義社會裡之必得完全自由,在階級社會裡之不能不暫有禁約,尤其是於俄國那時藝術的衰微的情形,指導者的保存,啟發,鼓吹的勞作,說得十分簡明切要。那思慮之深遠,甚至於還因為經濟,而顧及保全農民所特有的作風。這對於今年忽然高唱自由主義的「正人君子」,和去年一時大叫「打發他們去」的「革命文學家」,實在是一帖喝得會出汗的苦口的良藥。但他對於俄國文藝的主張,又因為時地究有不同,所以中國的托名要存古而實以自保的保守者,是又不能引為口實的。

末一篇是一九二八年七月,在《新世界》雜誌上發表的很新的文章,同年九月,日本藏原惟人譯載在《戰旗》裡,今即據以重譯。原譯者按語中有雲:「這是作者顯示了馬克斯主義文藝批評的基準的重要的論文。我們將蘇聯和日本的社會底發展階段之不同,放在念頭上之後,能夠從這裡學得非常之多的物事。我希望關心於文藝運動的同人,從這論文中攝取得進向正當的解決的許多的啟發。」這是也可以移贈中國的讀者們的。還有,我們也曾有過以馬克斯主義文藝批評自命的批評家了,但在所寫的判決書中,同時也一並告發了自己。這一篇提要,即可以據以批評近來中國之所謂同種的「批評」。必須更有真切的批評,這才有真的新文藝和新批評的產生的希望。

本書的內容和出處,就如上文所言。雖然不過是一些雜摘的花果枝柯,但或許也能夠由此推見若乾花果枝柯之所由發生的根柢。但我又想,要豁然貫通,是仍須致力於社會科學這大源泉的,因為千萬言的論文,總不外乎深通學說,而且明白了全世界歷來的藝術史之後,應環境之情勢,回環曲折地演了出來的支流。

六篇中,有兩篇半曾在期刊上發表,其餘都是新譯的。

我以為最要緊的尤其是末一篇,凡要略知新的批評者,都非細看不可。可惜譯成一看,還是很艱澀,這在我的力量上,真是無可如何。原譯文上也頗有錯字,能知道的都已改正,此外則隻能承襲,因為一人之力,察不出來。但仍希望讀者倘有發見時,加以指摘,給我將來還有改正的機會。

至於我的譯文,則因為匆忙和疏忽,加以體力不濟,謬誤和遺漏之處也頗多。這首先要感謝雪峰君,他於校勘時,先就給我改正了不少的脫誤。

一九二九年八月十六日之夜,魯迅於上海的風雨,啼哭,歌笑聲中記。

《文藝政策》

後記

這一部書,是用日本外村史郎和藏原惟人所輯譯的本子為底本,從前年(一九二八年)五月間開手翻譯,陸續登在月刊《奔流》上麵的。在那第一本的《編校後記》上,曾經寫著下文那樣的一些話——

「俄國的關於文藝的爭執,曾有《蘇俄的文藝論戰》介紹過,這裡的《蘇俄的文藝政策》,實在可以看作那一部書的續編。如果看過前一書,則看起這篇來便更為明了。序文上雖說立場有三派的不同,然而約減起來,也不過兩派。即對於階級文藝,一派偏重文藝,如瓦浪斯基等,一派偏重階級,是《那巴斯圖》的人們,布哈林們自然也主張支持無產階級作家的,但又以為最要緊的是要有創作。發言的人們之中,好幾個是委員,如瓦浪斯基,布哈林,雅各武萊夫,托羅茲基,盧那卡爾斯基等;也有『鍛冶廠』一派,如普列忒內夫;最多的是《那巴斯圖》的人們,如瓦進,烈烈威支,阿衛巴赫,羅陀夫,培賽勉斯基等,譯載在《蘇俄的文藝論戰》裡的一篇《文學與藝術》後麵,都有署名在那裡。

「『那巴斯圖』派的攻擊,幾乎集中於一個瓦浪斯基——《赤色新地》的編輯者。對於他所作的《作為生活認識的藝術》,烈烈威支曾有一篇《作為生活組織的藝術》,引用布哈林的定義,以藝術為『感情的普遍化』的方法,並指摘瓦浪斯基的藝術論,乃是超階級底的。這意思在評議會的論爭上也可見。但到後來,藏原惟人在《現代俄羅斯的批評文學》中說,他們兩人之間的立場似乎有些接近了,瓦浪斯基承認了藝術的階級性之重要,烈烈威支的攻擊也較先前稍為和緩了。現在是托羅茲基,拉迪克都已放逐,瓦浪斯基大約也退職,狀況也許又很不同了罷。

「從這記錄中,可以看見在勞動階級文學的大本營的俄國的文學的理論和實際,於現在的中國,恐怕是不為無益的;其中有幾個空字,是原譯本如此,因無別國譯本,不敢妄補,倘有備有原書,通函見教或指正其錯誤的,必當隨時補正。」

但直到現在,首尾三年,終於未曾得到一封這樣的信劄,所以其中的缺憾,還是和先前一模一樣。反之,對於譯者本身的笑罵卻頗不少的,至今未絕。我曾在《「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中提到一點大略,登在《萌芽》第三本上,現在就摘抄幾段在下麵——

「從前年以來,對於我個人的攻擊是多極了,每一種刊物上,大抵總要看見『魯迅』的名字,而作者的口口勿,則粗粗一看,大抵好像革命文學家。但我看了幾篇,竟逐漸覺得廢話太多了,解剖刀既不中腠理,子彈所擊之處,也不是致命傷。……於是我想,可供參考的這樣的理論,是太少了,所以大家有些胡塗。對於敵人,解剖,咬嚼,現在是在所不免的,不過有一本解剖學,有一本烹飪法,依法辦理,則構造味道,總還可以較為清楚,有味。人往往以神話中的rotheus比革命者,以為竊火給人,雖遭天帝之虐待不悔,其博大堅忍正相同。但我從別國裡竊得火來,本意卻在煮自己的肉的,以為倘能味道較好,庶幾在咬嚼者那一麵也得到較多的好處,我也較不枉費了身軀:出發點全是個人主義。並且還夾雜著小市民性的奢華,以及慢慢地扌莫出解剖刀來,反而刺進解剖者的心髒裡去的『報復』。……然而,我也願意於社會上有些用處,看客所見的結果仍是火和光。這樣,首先開手的就是《文藝政策》,因為其中含有各派的議論。

「鄭伯奇先生……便在所編的《文藝生活》上,笑我的翻譯這書,是不甘沒落,而可惜被別人著了先鞭。翻一本書便會浮起,做革命文學家真太容易了,我並不這樣想。有一種小報,則說我的譯《藝術論》是『投降』。

是的,投降的事,為世上所常有,但其時成仿吾元帥早已爬出日本的溫泉,住進巴黎的旅館,在這裡又向誰輸誠呢。今年,諡法又兩樣了,……說是『方向轉換』。我看見日本的有些雜誌中,曾將這四字加在先前的新感覺派片岡鐵兵上,算是一個好名詞。其實,這些紛紜之談,也還是日看名目,連想也不肯一想的老病。譯一本關於無產階級文學的書,是不足以證明方向的,倘有曲譯,倒反足以為害。我的譯書,就也要獻給這些速斷的無產文學批評家,因為他們是有不貪『爽快』,耐苦來研究這種理論的義務的。

「但我自信並無故意的曲譯,打著我所不佩服的批評家的傷處了的時候我就一笑,打著我自己的傷處了的時候我就忍疼,卻決不有所增減,這也是始終『硬譯』的一個原因。自然,世間總會有較好的翻譯者,能夠譯成既不曲,也不『硬』或『死』的文章的,那時我的譯本當然就被淘汰,我就隻要來填這從『無有』到『較好』的空間罷了。」

因為至今還沒有更新的譯本出現,所以我仍然整理舊稿,印成書籍模樣,想延續他多少時候的生存。但較之初稿,自信是更少缺點了。第一,雪峰當編定時,曾給我對比原譯,訂正了幾個錯誤;第二,他又將所譯岡澤秀虎的《以理論為中心的俄國無產階級文學發達史》附在卷末,並將有些字麵改從我的譯例,使總覽之後,於這《文藝政策》的來源去脈,更得分明。這兩點,至少是值得特行聲敘的。

一九三○年四月十二之夜,魯迅記於滬北小閣。

三 序言與後記(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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