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豎琴》(2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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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祝黎(efisosulia)生於一八九一年,是墨斯科一個小商人的兒子。他的少年時代大抵過在工業都市羅持(lodz)裡。一九○五年,因為和幾個大暴動的指導者的個人的交情,被捕係獄者很長久。釋放之後,想到美洲去,便學「國際的手藝」,就是學成了招牌畫工和漆匠。十九歲時,他發表了最初的傑出的小說。此後便先在阿兌塞,後在列寧格勒做文藝欄的記者,通信員和編輯人。他的擅長之處,是簡短的,奇特的(groteske)散文作品。

《亞克與人性》從《新俄新小說家三十人集》(dreissig neue erzahler des neuen russnd)譯出,原譯者是荷涅克(e honig)。從表麵上看起來,也是一篇「奇特的」作品,但其中充滿著懷疑和失望,雖然穿上許多諷刺的衣裳,也還是一點都遮掩不過去,和確信農民的雅各武萊夫所見的「人性」,完全兩樣了。

聽說這篇在中國已經有幾種譯本,是出於英文和法文的,可見西歐諸國,皆以此為作者的代表的作品。我隻見過譯載在《青年界》上的一篇,則與德譯本很有些不同,所以我仍不將這一篇廢棄。

拉甫列涅夫(boris vrenev)於一八九二年生在南俄的一個小城裡,家是一個半破落的家庭,雖然拮據,卻還能竭力給他受很好的教育。從墨斯科大學畢業後,歐戰已經開頭,他便再入聖彼得堡的炮兵學校,受訓練六月,上戰線去了。革命後,他為鐵甲車指揮官和烏克蘭炮兵司令部參謀長,一九二四年退伍,住在列寧格勒,一直到現在。

他的文學活動,是一九一二年就開始的,中間為戰爭所阻止,直到二三年,才又盛行創作。小說製成影片,戲劇為劇場所開演,作品之被翻譯者,幾及十種國文;在中國有靖華譯的《四十一》附《平常東西的故事》一本,在《未名叢刊》裡。

這一個中篇《星花》,也是靖華所譯,直接出於原文的。

書敘一久被禁錮的婦女,愛一紅軍士兵,而終被其夫所殺害。

所寫的居民的風習和性質,土地的景色,士兵的樸誠,均極動人,令人非一氣讀完,不肯掩卷。然而和無產作者的作品,還是截然不同,看去就覺得教民和紅軍士兵,都一樣是作品中的資材,寫得一樣地出色,並無偏倚。蓋「同路人」者,乃是「決然的同情革命,描寫革命,描寫它的震撼世界的時代,描寫它的社會主義建設的日子」(《四十一》卷首「作者傳」中語)的,而自己究不是戰鬥到底的一員,所以見於筆墨,便隻能偏以洗練的技術製勝了。將這樣的「同路人」的最優秀之作,和無產作家的作品對比起來,仔細一看,足令讀者得益不少。

英培爾(vera inber)以一八九三年生於阿兌塞。九歲已經做詩;在高等女學校的時候,曾想去做女伶。卒業後,研究哲學,歷史,藝術史者兩年,又旅行了好幾次。她最初的著作是詩集,一九一二年出版於巴黎,至二五年才始來做散文,「受了狄更斯(dickens),吉柏齡(kiling),繆塞(sset),托爾斯泰,斯丹達爾(stendhal),法蘭斯,哈德(bret harte)等人的影響。」許多詩集之外,她還有幾種小說集,少年小說,並一種自敘傳的長篇小說,曰《太陽之下》,在德國已經有譯本。

《拉拉的利益》也出於《新俄新小說家三十人集》中,原譯者弗蘭克(elena frank)。雖然隻是一種小品,又有些失之誇張,但使新舊兩代——母女與父子——相對照之處,是頗為巧妙的。

凱泰耶夫(valentin kataev)生於一八九七年,是一個阿兌塞的教員的兒子。一九一五年為師範學生時,已經發表了詩篇。歐洲大戰起,以義勇兵赴西部戰線,受傷了兩回。

俄國內戰時,他在烏克蘭,被紅軍及白軍所拘禁者許多次。一九二二年以後,就住在墨斯科,出版了很多的小說,兩部長篇,還有一種滑稽劇。

《物事》也是柔石的遺稿,出處和原譯者,都與《老耗子》同。

這回所收集的資料中,「同路人」本來還有畢力涅克和綏甫林娜的作品,但因為紙數關係,都移到下一本去了。此外,有著世界的聲名,而這裡沒有收錄的,是伊凡諾夫(vsevolod ivanov),愛倫堡(ilia ehrenbu),巴培爾(isack babel),還有老作家如惠壘賽耶夫(vveresaev),普理希文(rishvin),托爾斯泰(aleksei tolstoi)這些人。

一九三二年九月十日,編者。

《洞窟》譯者附記

俄國十月革命後飢荒情形的描寫,中國所譯的已有好幾篇了。但描寫寒冷之苦的小說,卻尚不多見。薩彌亞丁(evgenu saatin)是革命前就已出名的作家,這一篇巧妙地寫出人民因飢寒而復歸於原始生活的狀態。為了幾塊柴,上流的智識者至於人格分裂,實行偷竊,然而這還是暫時的事,終於將毒藥當作寶貝,以自殺為唯一的出路。——但在生活於溫帶地方的讀者,恐怕所受的感印是沒有怎麼深切的。

一九三○年七月十八日,譯訖記。

《豎琴》譯者附記

作者符拉迪彌爾·理定(vdir lidin)是一八九四年二月三日,生於墨斯科的,今年才三十五歲。七歲,入拉賽列夫斯基東方語學院;十四歲喪父,就營獨立生活,到一九一一年畢業,夏秋兩季,在森林中過活了幾年。歐洲大戰時,由墨斯科大學畢業,赴西部戰線;十月革命時是在赤軍中及西伯利亞和墨斯科;後來常常旅行外國,不久也許會像bilyniak一樣,到東方來。

他的作品正式的出版,在一九一五年,到去年止,約共有十二種。因為是大學畢業的,所以是智識階級作家,也是「同路人」,但讀者頗多,算是一個較為出色的作者。這篇是短篇小說集《往日的故事》中的一篇,從日本村田春海的譯本重譯的。時候是十月革命後到次年三月,約半年;事情是一個猶太人因為不堪在故鄉的迫害和虐殺,到墨斯科去尋正義,然而止有飢餓,待回來時,故家已經充公,自己也下了獄了。就以這人為中心,用簡潔的蘊藉的文章,畫出著革命俄國的周圍的生活。

原譯本印在《新興文學全集》第二十四卷裡,有幾個脫印的字,現在看上下文義補上了,自己不知道有無錯誤。另有兩個x,卻原來如此,大約是「示威」,「殺戮」這些字樣罷,沒有補。又因為希圖易懂,另外加添了幾個字,為原譯本所無,則並重譯者的注解都用方括弧作記。至於黑雞來啄等等,乃是生了傷寒,發熱時所見的幻象,不是「智識階級」作家,作品裡大概不至於有這樣的玩意兒的——理定在自傳中說,他年青時,曾很受契訶夫的影響。

還要說幾句不大中聽的話——這篇裡的描寫混亂,黑暗,可謂頗透了,雖然粉飾了許多詼諧,但刻劃分明,恐怕雖從我們中國的「普羅塔列亞特苦理替開爾」看來,也要斥為「反革命」,——自然,也許因為是俄國作家,總還是值得「紀念」,和阿爾誌跋綏夫一例待遇的。然而在他本國,為什麼並不「沒落」呢?我想,這是因為雖然有血,有汙穢,而也有革命;因為有革命,所以對於描出血和汙穢——無論已經過去或未經過去——的作品,也就沒有畏憚了。這便是所謂「新的產生」。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五日,魯迅附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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